现代汉诗败坏了汉语言的美？——关于《“新”其形式须是“诗”》一文的批评与响应

自《中华读书报》整版刊出新学院网站关于新诗形式的讨论稿《“新”其形式须是“诗”》一文后,在文学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中国作家网、新华网、光明网、无名指文学网等网站均全文转载了这篇讨论稿,诗生活网、故乡等著名文学网站也都出现了与此相关的评论文字,有赞之为“振奋人心”,有贬之为“危险倾向”.新学院的网友对此作了回应.现刊出对该讨论稿的两则反馈意见,并选录新学院网友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讨论,以期深化对新诗形式的认识: 附原讨论稿主要观点:观点一,欲新中国之诗,必新诗歌之形式;欲新诗歌之形式,必从音韵节奏入手。观点二,汉语之有平仄,是一个现实,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使我们的诗歌更加接近于音乐。所以,训练诗人对平仄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三,民国时候的诗人是有国学功底的,他们谈“断裂”,实际上是难以断裂.而今天,很多诗人没有古诗文功底,想不断裂也不行。观点四,所谓“内在节奏”实际上是一个比喻,指的是谋篇布局方面的东西。这并不是我要说的原始意义的节奏本身。如果过分地强调它,则它就会成为我们不讲究外在节奏的一个借口。     

在呵护人性中呵护教育之美

一旦我们把教育和美放置在一起,一句话便会跃然而出：“美”是教育的名字。这一“美名”不是由命名而来的,不是外在赋予的产物。“美”是教育内在的本性,从教育产生之日起,“美”就与教育如影相随,无所不在,如同教育世界中的空气和水。     

奇迹

在“传奇”的游戏里,我感觉我是个英雄,我可以随心所欲,我忘记了妈妈的哭声,我甚至忘记了整个现实世界。有一次,我玩“传奇”玩到深夜两点多,因为这一家网吧距离我家相当的远,我以为妈妈不会找来。     

诚信是一种平衡

“诚”和“信”表征着内与外两层不同的意蕴，二者结合构成了一种平衡，即内在道德品质和外在道德要求的平衡。个体应该将内在的信念与外在的要求经过反思而形成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诚”、“信”的平衡过程，是我们个体道德品质内求诸己，由内及外，由外塑内，内外交织相互转换的动态过程。     

《我爱这土地》的意象分析

意象是诗词形象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是诗人内在情思和外在物象的统一,是诗人通过想象将“意”和“象”相融合所产生的可感可触景象。每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意象,在这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与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与感情。在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艺术。这首诗作于国难当头、山河沦亡的抗战初期,因此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那个时代悲壮的氛围,诗中的意象也就必然带有这种悲壮的色彩。读完全诗,从“土地”“河流”“风”“黎明”这些意象中,     

安顿心灵：开辟鸿蒙 与谁相依

今天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多了,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心灵更快乐。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是心灵的安顿,我们的心到底想要什么呢？我想到觉悟这个词,“觉”下面是一个“见”字,“悟”是“心”旁加一个“吾”,我想它最根本的含义应该是“见我心”,也就是说真正的觉悟是你自己看见自内心的真正愿望。人这一生,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大世界。有些人终其一生,有梦想,有使命在肩,有情怀在胸,一直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建一座城池,能够安顿他人,也能够安顿自己。     

话语分析下的“人”的轨迹——评周新民《“人”的出场与嬗变》

文学反映世界万象,但在本质上是以人为旨归的,所以有人提出“文学即入学”的命题。而“人”作为一个概念,具有十分复杂的特性,其既有着内在的自然属性,也有着外在的社会属性,更有着普遍的人性,这正如卡西尔所说：“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正因为其纠结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属性,客观上也为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表现对象。综观“文革”结束后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各种关于“人”的概念可谓层出不穷、变化多端,这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     

阅读生活的荒凉——"文革文学"接受简论

文学接受活动从文艺社会学意义上看是一种社会接受行为的具体化。“文革”时期是一个“狂乱的文学年代”,其时的文学是“失态的文学”,或者说是“单向度的文学”,当然还有“地下”(或“潜在”)文学的潮流涌动。“阅读生活的荒凉”是这一时段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公开和地下两类文本,受众对“文革文学”的接受因为战时文化心理和缺乏性动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甚至“后文革”时代的文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文革文学史的形成过程,更多的是读者的极力推涌。换言之,是他们完成了对文革文学史的撰写。研究“文革文学”需要一种胆略:既要避免政治化的文学解构,也须在社会因素的干预和干扰中持续前行;既要有一般文学理论的架构,还得寻求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视野、理论和方法。     

阶级分类下的身体形象谱系——“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论

“十七年”文学的阶级审美标准是以权力主体对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划分为前提,并借鉴中国传统面相学原理及相应的道德判断得以确立的,这使得“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的书写打上了阶级话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诫的双重烙印,并形成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物身体形象描写的类型化、脸谱化的特征.“身体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中基本上是表达人物阶级属性的一种工具和符号,它由外在的阶级分类所赋予,并不和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发生关联.     

对中国当代文学教学“误区”的辨正

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是中文学科教学中的“特区”,因为它的教学内容是与中国当代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就是人学”是大多数人对文学的理解。中国当代文学表现的是当代社会中“人”的“生活”。具体而言,“人”的“生活”应该再从两个层面进行表现:一是人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或正在过的生活,即实存生活。二是人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或希望过的生活,即理想生活。明确了这两个基本点,我们才能够反思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使这门学科健康良性地向前发展。     

谈话录(二):关节口

在王安忆创作的初期,有两件事成为她文学道路的关节口:一是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把她带进了时代的文学生活当中。另一件是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带给她一个宽阔的视野和背景。这两个关节口上的经历和接触的人事,对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学定位"应然"与"实然"的制衡

在大学定位的问题上，存在着“应然”与“实然”的错位矛盾，这一矛盾突出表现在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冲突之中，而这一冲突又是缘于对大学外在社会性与内在学术性这样两得属性缺乏深刻理解所致。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给大学科学定位，这就是在大学两得属性的基础上，使之既适应社会又引导社会，达到“介入”与“超然”最佳平衡。     

翁山诗中的"仙气"剀谈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重要的遗民诗人，其诗作中洋溢着浓郁的“仙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仙气”当作精神家园的避难所；二是把仙家看作正义和力量的化身；三是表现在行文表达上。其形成的原因有两个方面：明清易代的社会现实是外在条件；翁山内在的气质是内在原因。     

万绿丛中一点红，教你成为最独特的“我”

热题在线 著名作家毕淑敏在《我很重要》中说：“对于父母来说,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是啊。“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同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和天赋。也正因为世界上有无数个独一无二的“我”。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在书林里散步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生活,就得有生存和生活的“技术”和“智慧”。这“技术”和“智慧”有的是来自自己的探索．这就是“直接经验”。但“吾生也有涯”。而“知”则无涯,不可能样样都自己去“直接经验”．都从头做起,别人的探索所得,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前提当然是得尊重“知识产权”）,这就是“间接经验”。或者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嫁接”。套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语”来表述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两个黄鹂鸣翠柳”的“个”

杜甫的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被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选编,可谓经典。但“两个黄鹂鸣翠柳”这句总让我有些疑惑不解,杜甫为什么不说“两只黄鹂鸣翠柳”呢？“个”比“只”到底好在哪？这让我想起了文学巨匠——鲁迅。他在《秋夜》中有这么一句,说天空“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难道文学大师就可以不顾语法,随心所欲地用词吗？还是里面包含着什么深刻的用意呢？     

《论语》中"身"、"己"、"我"的自我道德教育意义

《论语》的“身”、“己”、“我”具有丰富的自我道德功能与意义.“身”是表现个人内在面貌的外在具体形体仪态,是传释和绽放个人生命道德意义的“身体符号”,是自我管理的重要对象.“己”在管理自己个人的灵魂的同时,也令“身”通过一个有形可察的身体实践——“行”将个人无形的内在自我体现出来.“我”在自我道德教育中最突出的功能是实现主体自我身份认同.“身”、“己”、“我”的相互关系复杂,“己”可约“身”,“身”又可“塑”“己”,“身”、“己”互动成为一体,“我”则是对“身”、“己”实现自我管理的主体,同时也可能是自我管理和教育的对象.     

20世纪20-30年代“典妻”题材小说的主题延革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涉及到“典妻”题材并且影响较大的小说有3篇。因为它们同处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其主题就具有一种延承性和共同色调;又因为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其主题就受到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有别于他时代的额特质。     

20世纪20-30年代"典妻"题材小说的主题延革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涉及到“典妻”题材并且影响较大的小说有3篇。因为它们同处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其主题就具有一种延承性和共同色调;又因为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其主题就受到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有别于他时代的额特质。     

"一体化"与"主旋律"--序《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

我当然知道有一类小说被称为“主旋律小说”，也读过一些。不过，对这种拥有庞大读者群，产生颇大社会反响的小说“类型”，却从未想过要研究，好像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它的文学史地位这类问题。这种态度，在文学批评、研究界的同行那里，有一定的普遍性。记得刘复生在将“主旋律小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周围就有不少人表示疑惑和不解。以我的情形推论，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回避（或拒绝）这一研究对象，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首先是基于一种“纯文学”的精英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主旋律小说”大致被看成是“非文学”或“文学性”相当低的，缺乏研究价值的文本。其次，“主旋律小说”（写作动机、运作过程、文本形态）与现实政治、文学体制的紧密、胶着的关系，也导致一些人轻易不愿与它沾边，刻意保持距离。第三，这类小说虽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特征，但它的商业消费色彩也十分明显。这正是那些有着文学写作、阅读“纯洁性”的幻觉者所不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