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国古代戏曲繁荣(笔谈)

北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论坛着重探讨了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与辽金元文学及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繁荣的相互关系。李成教授认为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学转型的动力之一,尤其是北方民族文化影响了辽宋金元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向、内在特质和文学风格,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周惠泉研究员认为,辽金文学是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田同旭教授认为,十六国北朝是古代戏曲艺术形成开始兴起的时代,金元两代则是古代戏曲艺术正式成熟的时代。刘达科先生认为民族文化融合与双向交流,为古代戏曲发展增添了新的基素和活力。     

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国古代戏曲繁荣（笔谈）——辽金文学：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全时期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概观

北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论坛着重探讨了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与辽金元文学及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繁荣的相互关系。李成教授认为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学转型的动力之一，尤其是北方民族文化影响了辽宋金元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向、内在特质和文学风格，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周惠泉研究员认为，辽金文学是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田同旭教授认为，十六国北朝是古代戏曲艺术形成开始兴起的时代，金元两代则是古代戏曲艺术正式成熟的时代。刘达科先生认为民族文化融合与双向交流，为古代戏曲发展增添了新的基素和活力。     

中国古代北方牧猎农耕混合型教育文化的形成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教育文化中，牧猎与农耕混合型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中间型的过渡教育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北方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的同时，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也反映出北方古代民族接受先进中原文化的一种矛盾心理。但它为中华教育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蒙古法文化史

蒙古法文化是北亚游牧民族法的杰出代表,在东方法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认为,古代中原农耕民族法与北亚游牧民族法之间的融合,是由蒙古法文化奠基的,在法源文化上,从成吉思汗的《火札撤》到元代中国法“诏制、条格、断倒”三位一体的法源体系;在司法体制上,从成吉思汗的断事官(“札鲁忽赤”)制度到元、明、清三代判例在司法上的广泛运用,蒙古法传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蒙古法文化史为今天北方各自治区的立法、司法与全国统一法制同中有异、同异结合的格局揭示了历史根源。     

清初满汉两种法律文化的对峙

本文以清初的“逃人法”为例,对满汉两个民族的法律文化的对峙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初社会的动荡不安与这种文化对峙有着直接的关系。作者还分析了满汉两种法律文化对峙的原因及其价值,认为正是在这一对峙的过程中,促进了两种法律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促进了清初法律秩序化的新走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述评

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林 (林干 )教授新著近代第一部以“史论”体裁撰写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以下简称《通论》) ,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0月出版 (1999年 9月第 1次印刷 )。该书除“前言”外 ,共分 13章 ,计 40万字。书中对整个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 (族系 )——匈奴族系、突厥族系、东胡族系 (蒙古族在内 )的民族面貌、社会面貌、文化面貌及三大族系的人种 ,三大族系与中原王朝和西方的关系 ,草原丝绸之路和大漠南北的交通……等 ,均有详细、深入的综合论述。书末附录近 5 0年来 (1949～ 1997)国内外出版的古代北方民…     

叹世与归隐——谈元人散曲创作的主题取向

散曲是在承接传统诗歌艺术的基础上,随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而产生的。在诗与词相继走完从辉煌到黯淡的必由之路时,它的出现,不仅使元代文学拥有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全新的诗体,而且也印证了“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持久,通则不乏”［１］（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的艺术法则。散曲在宋金对峙时期渐趋成熟。从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等书所载的诸如《山坡羊》、《凭栏人》、《秦楼月》和《者刺古》、《阿纳忽》、《古都白》等曲调中,可以看出其主要源自乡村和都市的“俗谣俚曲”以及北方少数民族乐曲。这种与民间文化的渊源关系决定…     

古代儒者的“反佛”与“亲佛”纠结——以李觏为例

“以儒治世、以佛治心”是部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儒家思想立足于“礼法纲常”,其应对的是世俗世界的等级秩序与相互关系,而佛教思想则立足于“缘起性空”之说,其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最终解脱.因此,儒佛的不同向度与不同关切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中表现为既融合又斗争的微妙关系.通过对宋儒李觏的“反佛”与“亲佛”纠结的个案分析,不仅可以展现古代儒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内在冲突,同时也可以此来观察作为古代儒者“精神妻妾”的儒佛二教的对立与融合关系.可以说,古代儒者展现的儒佛纠结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颇似于中国古代家庭的“妻妾模型”.     

关于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问题的思考

“胡汉分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政权经常采用的民族政策之一,但是它的发端却起自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所实行的“胡汉分治”政策,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选择,这一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缓解民族冲突,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论卫满是中国人而非朝鲜人——与韩国学者金贞培商榷

本文就韩国学者金贞培在其《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一书中关于因燕国境内多为貊族 ,从而认定卫满及燕满亡民为“朝鲜人系统”的观点展开论述。本文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许多古代民族不断分化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 ,并成为这其他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因而将貊族完全认为“朝鲜人系统”是错误的。无论卫满和燕满是不是貊族 ,他们都是中国人 ;卫满朝鲜的成份是不容否认的。     

两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的必然命运

在《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中,作者千方百计刻意宣传的,是泛突厥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取混淆概念的手法,把民族、人种与国家混淆起来;把民族的族源和民族的形成融合过程混淆起来;把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来源混淆起来;把古代突厥语系的各民族和维吾尔族等同起来;把中国历史上的历代中央王朝和现代概念上的伟大祖国——中国     

论中国古代诗画关系

诗与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诗与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画中却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本文认为诗与画的融合从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以诗为画”、“以画为诗”和“诗画一体”三种形态,在内在关系上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哲学艺术精神及文人画是这种同一性的根源。     

《永昌府文征》中古代澜沧江诗歌的文化解读

“澜沧江”作为一个诗歌语汇,曾集中地出现在《永昌府文征》“诗录”所收录的古代永昌诗歌中。阅读和分析这一类“澜沧江诗歌”,可以看出诗歌中的澜沧江除了地理上的含义以外,还包含了作为“文化界河”的文化意义,在诗歌中表现为从个人到群体的“文化震撼”,可以感受到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冲突与融合。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国情文化教学

一近年来,世界上一些颇有影响的社会学家非常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探讨。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概念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只能从该民族的眼光去了解。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范畴所反映的也是该民族所见的事和物。他们往往从语义学的角度借语言范畴去分析深入一个民族的概念世界、去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①我们知道,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是从民族语言中的称谓来推断古代社会的亲属关系的。而恩格斯也是从希腊语中的称谓来推断普那路亚家庭的形成的。②当代社会学家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探讨,可以说是发展了他们的研究传统。当代语言学家们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极其注重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关注着民族文化习俗及社会变化在语言中的反映。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外语教学界的重视,促使外语教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全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浅谈《木兰诗》中的历史信息

文学作品是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北朝民歌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在中原和广阔的北方边境生活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形象反映。其中,《木兰涛》就蕴含了不少历史信息。     

论《楚辞》多种文化的交融

文章从文献学角度,用“内证法”证明,《楚辞》和“北方文化”具有一致性然而又迥然不同,“北方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楚辞》。再从考古学角度,揭示“南楚文化”是《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最后,从《楚辞》与现实生活中的“楚歌楚声”关系论证,“楚歌楚声”是《楚辞》文化的根。最后得出结论:《楚辞》家者流,主要是出自民间,并受到南北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北方文化”影响《楚辞》,《楚辞》直接接受“南楚文化”,“楚歌楚声”是《楚辞》直接的来源。确切地说:《楚辞》是多种文化的交融。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史学、艺术交流述略

东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因南北政治军事上的对峙而被割裂为南北两派，南方和北方的经学、史学和艺术在治学方法和风格上各自形成差异。但这种差异是暂时的，传统文化的兼融并包性逼使这种差异走向交流，而南北双方“遣使聘问”和“互市”的开展又促进了这种交流。由于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中外文化相互渗透的高潮期，因此，南北经学、史学和艺术的交流不独改变了南北文风，而且为隋以后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蓝本。     

论“陌生化理论“与中国美术的深层联系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影响着中国画坛面貌。古代中国美术对“陌生化理论”是既从形式上顺应又从文化根基中拒斥的,而新时期中国美术对“陌生化理论”的实践则是在世界现代、后现代思潮中形成的,与本土美学哲学的关系淡化,缺乏原创精神。本文提出重新解读“陌生化理论”与中国美术的深层联系,发掘出中国民族文化的语言特质,确立民族文化的世界平台。     

也谈匈奴及其先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兼同陶克涛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匈奴和中原的关系是中国历迎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加以讨论,并就此问题同陶克涛同志商榷。(一)在黄河流域上游、下游及北方,不管各民族的具体关系如何,而历经夏、商直到周代春秋战国。各民族是错落杂居并互相融合的。(二)秦西汉时期,汉、匈等北方民族关系的再认识。(三)就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特别是西汉和匈奴)关系上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同《毡乡春秋·匈奴篇》的观点进行学术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