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律史研究的“边缘突破”——读《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1644-1911）》

清代由于其所处的特殊转型时期,故而一直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笔者通过对新近出版的《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1644-1911）》（法律出版社,2009年）的解读,力图从学科史、清代社会的时空关系以及边缘视角找寻本书的新价值,并揭示出清代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新途径。     

从权力运作方式理解军事与法律的关系——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的中国》军事战争卷

张世明教授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用总体史方法,从事实与规范两方面结合,考察近了300年来中国法律的产生过程,为理解当代中国法律的现状和问题症结提供了全角度的有效路径.清代军事作为国家调动资源最密集的行为,显示了国家组织权力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由此影响到法律产生和发展的方向.法律参与了资源的时空建构,也受其制约,从军事的角度可以理解近代中国法律走向的底层规则.     

制度与资源——读《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

在时空中,有个问题贯穿始终:怎样生存和发展下去?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人们怎样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对于19、20世纪的中国来说,由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方式无法继续,而新的方式又长期难产,使得此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异常艰难和曲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问题（笔谈）——如何深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借着研讨《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书的机缘,商丘师范学院经济法与法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问题的笔会。参与者有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李俊、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首席教授龚汝富、商丘师范学院副院长程印学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中国经济法研究中心教授刘亚丛博士、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建鹏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吴佩林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白平则博士。诸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见仁见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问题（笔谈）——如何深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借着研讨《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书的机缘,商丘师范学院经济法与法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问题的笔会。参与者有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李俊、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首席教授龚汝富、商丘师范学院副院长程印学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中国经济法研究中心教授刘亚丛博士、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建鹏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吴佩林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白平则博士。诸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见仁见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宪政资源

宪政的根本精神就是对权力的限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着大量限制君主权力的宪政因子,如法律理论、先例习惯以及祖宗家法、先皇故事等.这些因素某种程度上起着与西方宪政学说中的"限制权力"理论相类似的作用,是传统法律文化中可资利用的宪政资源.中国本土没有生发出宪政的制度,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中没有宪政的因素,而在于传统中国没有出现适宜宪政基因生长发育的"生态环境".     

总体史的营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读后

张世明教授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眼光独到,在法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学等多学科间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是当前少有的能坐十年冷板凳的学者之一。他推出有分量的、能够引起学术界反响的学术专著,对我们而言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但是,当我们读到他最近出版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一书时,还是被他的执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法治资源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不仅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也要重视对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蕴含着现代法治的资源。     

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构建之思考

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必须要关注的两个问题。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法律制度也对法律文化有相应的巩固和引导作用。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演进,但其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前的法律制度构建依然要以传统法律文化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行引导,进而构建更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律制度构建的目的不只是在于法律制度本身的完备性、发达性,还在于其对传统文化转型的引导作用。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为实现依法治国,迫切需要对法律文化的借鉴与研究.我们不仅要借鉴与研究西方的一些法律文化,还要借鉴与研究我们祖先的遗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利与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摈弃传统法律理念,促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制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应当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同遗产的性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取舍,将其中合理因素加以继承和改造,为现代的法制建设服务,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现代化.     

论清末国际公法的引入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学界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启动,一向将之归功于沈家本及其主持下的修订法律馆。然而,在此之前中国早已开始了对西方国际公法的翻译与引介,其初衷就在于希望借用国际法规则在与外国办理外交事宜时占据主动。而随着国际法书籍的大规模引入,西方的法律概念、法律思想也一并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程。而引发这一历程的特殊历史契机,也使得中国法律近代化自始就带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阻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创新——环境法概念的复元和范畴的重界

可持续发展战略引入中国 ,带给中国环境法的第一个冲击是 :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环境法的概念和范畴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可持续环境立法的认识疑障。中国环境法的概念应当回复到以整体环境观为指导的、国际通行的广义环境法概念 ,即把狭隘环境法的调整内容扩展到合理开发、利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的社会活动 ,并重新启用“环境法”术语。复元的中国环境法范畴应当重新界定为三个平行子法 ,即 :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 (狭义的自然保护法 )。中国环境法融合自然资源法合乎法理 ,也符合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客观要求。     

法理作为我国国际私法的法律渊源问题研究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法理不是我国法律的渊源,自然也就不是我国国际私法的渊源。但由于国际私法是一门非常特殊的法律部门,无论从法理自身的性质、成文法的不足、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及司法实践、国际私法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和学科特点,还是从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或者地区友好的民事往来,充分发挥我国在涉外民商事领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等诸方面来看,将法理作为我国国际私法的渊源乃当务之急。     

从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角度论官员财产公开的法理依据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的国际法依据和国内法依据在于,知情权和隐私权同为国际人权,知情权是国内法上的基本权利,隐私权是国内法中的人身权利;在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背景下强调知情权优先,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同时也要平衡其与隐私权的关系.通过修改《公务员法》的方式,遵循分类处理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依据、主体范围、公开内容、详细程序、监督措施等.     

我国遗传资源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和遗传资源商业价值的凸显,遗传资源被肆意利用问题在全球范围愈发突出,如何有效保护和管理遗传资源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是一个遗传资源提供大国,但现有遗传法律规范还存在"立法内容原则化,操作性不强"、"立法政出多头,无沟通机制"、"立法未规定惠益分享制度,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问题。因此,中国应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以单行立法的方式确立遗传资源保护机制,建立遗传资源管理职能部门,加强国际立法并建立遗传资源保护的区域共同体。同时,还应加强遗传资源保护的普法宣传,在全社会形成遗传资源保护的价值理念。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最终达到保护并合理利用我国遗传资源的目的。     

中国传统法律之特权保护的政治批评

特权常被解释为“法律、制度之外的权利”,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而言,特权就是法外权利。但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法律公开承认特权并给予其保护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特权本身就是法内特权。而如果回归到特权概念原本所属的范畴——政治领域中去分析中国传统法律之特权保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客观评价并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有着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