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位被告适用强制措施问题的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刑事强制措施只是适用于犯罪的自然人。新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所适用的强制措施,因此,对犯罪单位采用怎样的刑事强制措施成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本文根据传统的刑事强制措施理论,提出了适用于犯罪单位的几种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刑事强制措施实施原则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不足与实现

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体权利免受不正当侵害,必然要求在实施刑事强制措施应遵循一些原则,从我国法律法定看,尽管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现了这些原则,但其缺陷仍是明显的,仍应从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种类及其实施条件、实施时间及期限、建立程序性正当程序和转变观念及制止违法实施强制措施等方面进行完善。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关系到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作用重大。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较为粗陋，存在不少缺陷。针对立法规定之不足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立法成果，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困境与出路

人权保障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共同理念, 不论是基于维护本国法治秩序的需要, 还是面对所承担的执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诸多义务,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存在许多不足。通过立法重新构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才是走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确立司法审查制度

刑事强制措施是一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程度的重要度量器。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越权行使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够或侵害涉讼公民的合法权益等缺陷。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完善或重构。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既有利于追究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新发展

１９７９年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存在许多缺陷：拘传的规定不具体；没有财物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易执行；逮捕的条件过于严格等。针对这些问题，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强制措施作了修改和补充：对拘传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增设了财物取保候审；明确了保证人的义务和责任；取消了收容审查；放宽了逮捕的条件，这些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尽管现在仍然有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失范现象及控制

刑事强制措施体现国家公权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裁量任意、变更随意等现象,不同程度损害了刑事强制相对人的合理权益。这是我国法律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具体表征,凸现了对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合理控制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文章认为,可以从建立强制措施的适用比例原则、扩大嫌疑人的救济权、建立和完善事前控制制度、事后审查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等方面着手,以实现国家公权与个人权利的力量均衡。     

论刑事拘留主体

<正> 刑事拘留,有人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拘留”。然而,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拘留不仅仅是刑事拘留,还应包括违反刑事法庭秩序的刑事司法拘留。而笔者这里称的刑事拘留是特指作为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之一的、介于逮捕和其它三种强制措施即拘传、取     

刑事强制措施中的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程序法定原则对构建逻辑上自洽、价值上协调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体系,彰显其法律目的的制度基础和要素,并对法律解释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程序法定原则的内涵以及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认为该原则构成有关刑事强制措施司法解释的制度性限制。     

论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长期以来,刑事强制措施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保障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但法律有关强制措施强度及其适用的规定存在着明显不足,客观上导致其在实践中被不正确使用甚至滥用。这些问题在根本上可以归结为对强制措施缺乏应有的法律监督。因此应当在正确理解强制措施的决定权的基础上,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和完善对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现行立法就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规定尚存在诸多不足，这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为避免这一弱势群体之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必须以人权保障为视角，重新审视及构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从而使之更为科学、合理，更有利于保障人权。     

涉嫌犯罪人身份的确立

犯罪嫌疑人与被怀疑有犯罪嫌疑的人之间存在区别。对于犯罪的"初查对象"现行法律未给予相应的名称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在实务中也有扩大化的趋势,造成立案的随意,使"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强制措施"的滥用,造成了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错用。犯罪嫌疑人的称呼与现阶段刑事案件的立案审批相配套,涉嫌犯罪人身份的确立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参考价值。改称涉嫌犯罪人有利于保障涉嫌刑事追诉程序中的人的权益,具有时代意义,是无罪推定原则精神之体现。     

刑法增设虐童罪的必要性思考

近年来,我国屡屡出现严重的虐待儿童事件,严重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甚至威胁到儿童的生命。然而,对于虐童的实施主体在刑法上却找不到准确的依据对其处罚。浙江温岭幼儿教师虐童事件曝光之后,司法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就暴露出立法空白导致的司法尴尬处境。因此,刑法应尽快增设虐童罪,以期预防和打击此类伤害事件的发生。     

侦查权检察监督法理基础再论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使得当前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方式受到质疑和挑战,笔者试图对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对我国刑事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方式进行明确和规制,理顺侦查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促进刑事侦查权得以充分发挥效能。     

论澳门反“黑”刑事程序法的特点与完善

澳门在反“黑”刑事程序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第一、突出对特殊证人的保护；第二、诉讼行为的不公开性；第三、对特定罪犯采取羁押措施；第四、财产的扣押。当然，澳门反“黑”程序法尚需以下完善：第一、慎用保释制度；第二、加强对普通证人的保护措施；第三、证据收集手段应当扩大。     

台湾死刑制度现况与政策建议

死刑制度的存废,必须呼应人民法感情,必且兼顾人权保障与人道关怀。就台湾而言,在立法上,限于重大侵害生命或国家社会安全法益的犯罪,才可保留死刑;同时也可参酌大陆的死缓制度,给死囚最后的观察机会,若其真诚悔改,经严谨公正的程序确认,可以改判无期徒刑或长期自由刑。法院必须坚守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等相关原则,只有检察官求处死刑的案件,法院除非对于犯罪情节最重大之罪,手段凶残,显然无从教化矫正,否则不得科处死刑,且应修法要求法官评议一致,方可为死刑判决;此外,其他相关的配套,如矫正措施的改良、强化强制辩护制度等,亦不可忽略,以期死刑制度的改革能够真正成功。     

人权的当代刑法保障与完善

当代中国刑法强化了人权保障机能。人权保障的思想也成为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当代刑法在罪刑法定、打击侵犯人权的各种犯罪、有利被告原则、正当防卫制度的建立以及刑罚的人性化等方面无不闪耀着人权保障的光芒。但在刑法宪法化、刑法的观念层次、慎重适用死刑、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以及现代保安处分制度的确立等方面尚需完善，以便更好地闪耀当代刑法的人性光辉。     

回避制度的短板分析及重构

回避制度的出发点在于消除当事人疑虑,保持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同时也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存在“木桶短板”,制约了该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相关规定缺陷明显,并且缺乏实体性的制裁措施予以保障。更换或者加高这些短板,重构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