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再研究

中原大战之后,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非常不满,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责任主要在蒋介石,故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倒蒋。长城抗战之后,李烈钧对抗日有了新认识,认为抗日救国惟有团结在蒋介石周围方有希望,而冯玉祥却仍力谋倒蒋。对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战,李烈钧一方面予以支持,一方面对政府表示理解,从整个局势出发,还是力劝冯玉祥下野南行与蒋介石合作,这才是李烈钧的基本政治态度。     

对察哈尔抗战的考察

日本奉行侵略政策,对中国蚕食鲸吞,先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接着,又要强占热河、察哈尔、绥远;再制造出一个蒙古国.冯玉祥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组成了抗日同盟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蒋介石等背弃三大政策,要出兵进攻张家口,迫使冯玉祥停止了抗战.     

论察哈尔抗战前后汤玉麟的政治态度

1933年察哈尔抗战前后,汤玉麟的政治态度极为复杂。他为迷惑日本,索回被日伪没收的巨额财产,骗枪骗饷,遂挂起了东亚同盟军、协和军的牌子。因为不战而退丢失热河省,北平军分会给其以撤职留军的处分。国民政府又怕其投敌,为日本所用,遂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汤玉麟也曾向居住张家口的冯玉祥问策,表示要参加抗日同盟军。但其没有马上与日本决裂,又认为张家口抗日不是长远之计,遂没能及时地移防靠近抗日同盟军防地。冯玉祥下野之后,恰有方吉联军南下准备进攻北平,社会上传闻方吉与刘桂堂、汤玉麟进行合作。然而,其对方吉两部最后没有支持,而是采作壁上观的态度。方吉两部被解决之后,该部也被宋哲元所收编。至此,纵横几十年的汤家军彻底消失了。     

论刘桂堂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

察哈尔抗战前后,刘桂堂匪军的政治动向是朝秦暮楚、反复不定。刘部先是在热河奋勇抗日,后来又做了日本侵察的先锋。该部又不被日军所信任,遂被李守信和王永清部逼出多伦。在各方的压迫下,刘部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亦曾奋勇杀敌。后来又与方、吉二人虚与委蛇,然后从中渔利,以扩大编制增加饷械。待察哈尔抗战告一段落,刘部遂被宋哲元部逼走,经过数省窜回山东。     

中共与察哈尔抗战

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联合抗日,中共党员协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等要地。后来,范长江又协助刘汝明抗战,为保卫察哈尔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察哈尔抗战的再思考

冯玉祥联合共产党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认为是赤化、割据,万不能容忍,是错误的。冯玉祥主张调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精锐军队,由蒋介石亲自统帅立即收复东北失地,这显示了他对日本、对国际大局不十分了解。其抗战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其急躁、冒进也是不可取的,必然会中日本“速战速决”的诡计。     

冯玉祥集团与察哈尔地区

冯玉祥曾任西北边防督办,辖区包括察哈尔,张之江曾任察哈尔都统,宋哲元曾任察哈尔省长。后来,冯玉祥又在察哈尔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秦德纯、张自忠、刘汝明也先后担任过察哈尔省省长。冯玉祥对于建设大西北具有雄心壮志,准备大修铁路、公路、开采矿产、发展工、农、牧业、发展文化教育、禁绝鸦片烟毒。由于日本侵略,未能如愿。但是,仍然在各方面都做出了相当贡献。     

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日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李烈钧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在察哈尔抗日的整个过程中,李烈钧频繁活动,积极支持冯玉祥在张家口的组军抗日行动.当察哈尔问题陷入僵局时,李烈钧又成为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缓冲力量,他肩负起居中调停之任,对察哈尔问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冯玉祥与蒋介石关系研究

蒋介石与冯玉祥从义结金兰到最终决裂,关系几经转变。在抗战时期,蒋冯关系呈现缓和,冯服从蒋的领导,蒋尊重冯的意见。在民族危亡关头,冯不断激励蒋坚定抗战决心,注意维护蒋的领袖地位和尊严,也敢于批评蒋的不足,冯的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冯对蒋的服从和支持,是以蒋坚持领导抗战为基础的。抗战以后,蒋坚持内战,蒋冯政见不同,乃最终分道扬镳。     

论抗战前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

在蒋介石的青年时期,他目睹了中国备受欺凌和侵略,萌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立志为革命献身。在抗战期间,由于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他未直接向日宣战,但他亦未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日军妥协的行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进行了英勇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示了蒋的抗战决心;在抗战相持阶段,虽有对日和谈行动,但是亦有自己的底线,即不拿国家主权进行交换,要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平等局面。     

试析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统兵方略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统领全国军队,其统兵方略很值得研究.其中既有出于公心为抗战所需的举措,也有出于私心发展嫡系、防止异己的谋略;既有有利于抗战的成功办法,也有不利于抗战的错误行为.具体说,其统兵方略可以概括为集中国力、动员全国军队共赴国难;任用"异己",调动各路"诸侯";恩威并施,赏罚亲疏有别;穷思竭虑,严防尾大不掉.     

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全面抗战期间,身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爆发究竟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是否有解决皖南新四军的预案?至今,学术界在研究皖南事变时,仍然存在分歧。详细考察蒋介石的档案资料可知,抗战进入1939年后,蒋介石对国内事务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置中共问题。由于中共拒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溶共"方针,武力解决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其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又把制裁新四军问题作为其抗战成败的关键。史实表明,从1939年初到皖南事变爆发前,随着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日趋恶化,加上苏俄的对华援助被其利用,蒋介石国民党便逐渐制定并实施了限制、局部"剿灭"新四军与全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周密预案。皖南事变这样就发生了。     

抗战前后《申报》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前夕,《申报》派员访问延安,并认为中共是"国难深重中的一线曙光"。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申报》高度称赞,认为成功原因在于"跟民众密切联合"。上海沦陷之后,《申报》顶住日本侵略者的压力,宣传中共,宣传抗日,并以停刊回应侵略者的新闻检查。《申报》对于中共的正面报道和评说,表明了《申报》作为非官方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认可。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

抗战中期,华北根据地遭受了天灾敌祸的双重侵袭,给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威胁着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根据地党和政府与八路军响应中央号召,认真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部队战斗力,也使得根据地渡过危机,得以生存和发展壮大。     

论新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和张学良

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复杂关系,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拉拢,基本上达到了战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强化对东北集团渗透和控制的目的.同时,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有限支持,使其成为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最大的赢家,对冯玉祥、阎锡山的处理留有余地,使国民党内各派纷争的格局得以保持,对其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前的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

在近代中国三百多个大小政党中，中国青年党与国共两党一样，有完整的政党纲领和严密的组织机构，并以在野民主党的身份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叱咤风云一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训政”制度最坚决的批判，并为此与国民党两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那么青年党与国民党关系又是如何演变的?到底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本拟就此做一初步考察，以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青年党，了解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轨迹。     

论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禁烟与外交

近代中国,烟毒泛滥,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备受责难和讥讽。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渐趋严厉,但租界及治外法权仍是制约禁烟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试图利用禁烟收回民族利权,此举措虽未获成功,但国家形象却大为好转,国际地位亦明显提高,并成功地使日本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