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之异辨——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家主体意识

汉代的两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的记述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序不同,对游侠群体的划分不同,二者对游侠的评价有差异。在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两位史学家有如此大的反差,主要原因除了和游侠自身兼有正义性和破坏性有关之外,还和史学家自身的主体意识不同有关,正是司马迁和班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伦理观不同造成了《史记》与《汉书》游侠传记思想和内容上的差异。     

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廷。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闻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     

司马迁《史记》著述宗旨述论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官中第一位具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伟大史学家。《史记》的问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的体现与必然结果。“成一家之言”表现了司马迁的著史动机与历史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力求从前代治乱盛衰中阐述成败兴亡之理,以通古今之变,垂法于后世。作为一个独特思想家的司马迁,《史记》实际上是他通过历史来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哲学著作。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进行文化总结和文化创造,终“成一家之言”,超越了前人并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度。     

关于司马迁“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堪称巨擘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写出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六经之后,惟有此作”的巨著--《史记》,沾溉后人,泽流无极。可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曾因“李陵之祸”蒙受宫刑,终身垢耻。这“李陵之祸”,到底是司马迁咎由自取,还是无辜被刑?弄清这个问题,将有     

论司马迁的编辑思想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编辑家。司马迁的编辑思想主要体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其编辑指导思想;编辑选材广泛,考订审慎;“详今薄古”为其重要的编辑原则;兼容并包为其编辑气魄的鲜明特色。     

浅析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之不同态度

司马迁和班固乃我国历史上两位杰出史家,然二者在很多重大的“史识”上有着明显的分歧,尤以关于游侠的记述甚为突出.班固曾斥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货,此其所以蔽也.”(1)班固此评,受到后世学者非     

司马迁笔下的西汉游侠

西汉游侠渊源于“士”,具有“不轨于正义”的反封建法制行为、“千里涌义,为死不顾世”的道德观念、“莫不延颈愿交”的群众基础等特点。司马迁颂扬西汉游侠,与其在政治上主张“德治”、遭李陵之祸、了解社会下层人民苦难和上流社会丑态的思想与经历有密切关系。     

论司马迁因何为郭解立传

《史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闾巷之人的入传,其中尤其以《游侠列传》中塑造的郭解形象最为引人争议。郭解作为距离司马迁时代最近的游侠,他的命运折射出社会专制的加剧和一个群体的没落。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时代动向,并用自己激情跌宕的史笔,写下了这样一篇奇特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文字,为后代人们提供了真实而鲜活的史料。     

论《通志》对《史记》的继承与扬弃——以《游侠传》为例

《通志》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历史学上第二部纪传体通史。《通志.游侠传》塑造了一群“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形象,郑樵在袭用《史记.游侠列传》中部分材料的同时删去了篇前序论和篇后赞论这些主体和精华部分,既反映出郑樵写作《通志》时对材料的取舍情况,也反映了他不同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闲话“游侠”

在现今流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还不时能见到“游侠”,可惜他们都是假冒的。第一个为游侠树碑立传的人是司马迁。太史公认为,要做游侠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其行“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游侠的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于统治者所要推行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