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

1895(明治28)年3月,甲午战争结束,4月17日,在日本马关签订媾和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须向日本赔偿军事费库平银2亿两,及所谓“威海卫守备费”150万两和“归还”辽东半岛“抵偿费”3000万两,合计共2.3150亿两白银(分8次偿还,附有利息,实际四次还请)。日本政府将这笔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来的巨款,用于甲午战争之后展开的“战后经营”,并使之成为战后经营顺利完成的财政上的保证。     

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去世以后,甚至是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就一直给他带着"卖国贼"这样一顶帽子。现如今,我们追求实事求是,知道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需要基于事实和当时的时代条件,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笔者看来,以"卖国贼"来评判李鸿章,实在是有失偏颇。本文就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的表现,试着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战后“日台条约”刍论

“日台条约”的签订深受当时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是美国直接干涉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追求其国家利益的结果;“条约”的签订可分为各自提出要求、互相让步、达成协议三个阶段;“缔约”过程也是双方追求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过程。“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并非国家间条约,它严重阻碍了二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是我国对国际法所做的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帝国主义又割占了九龙.1898年6月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神圣的领土就这样被帝国主义通过战争或武力威胁侵占了,这是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耻辱.     

血泪·仇恨·镇压·掠夺——日本侵占中国台湾省的悲惨历史

台湾的沦陷是中国近代史上沉痛的一页。日本对台湾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和血腥的殖民统治也是令人发指的。然而,对这段给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最近在我国台湾省地方选举中当选的吕秀莲,却视而不见,胡说什么《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中国人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幸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历史不应忘记,更不容篡改。为揭露吕秀莲之流的险恶用心,有必要重新翻看这页沉痛的历史,以正视听,警醒国人!     

评“谢业深案”仲裁条款适用范围认定问题——兼论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序言的规范路径

在谢业深诉秘鲁政府征收案中,ICSID仲裁庭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根据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扩大解释1994年《中国——秘鲁B IT》①第8条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并最终裁定该庭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该案仲裁庭没有考虑中秘双方签订条约的相关历史背景,过度强调双边投资协定的目的,对解释内容＂断章取义＂,无疑是错误的。但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仅强调投资保护的条约序言,为仲裁庭作出单方面有利于投资者的条约解释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这是有待认真反思,缜密研究,亟宜采取措施解决的问题。     

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当时经历中国对外交涉次数最多的人。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因此,他的外交活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外交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是在中国国力孱弱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要么是在战败以后,要么是在强敌武力威胁下进行的。所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价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刍议

中俄关于《里瓦几亚条约》的修约谈判,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清政府的外交谈判人员曾纪泽在谈判中能洞察形势,做到知己知彼,并且善于分析矛盾,灵活运用策略,因势利导,纵横捭阖。他通过据理力争、不亢不卑的斗争,为清政府挽回了部分损失。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对曾纪泽的外交才能与智慧应该予以肯定,但是由于曾纪泽所签订的《改订条约》并没有改变其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因此对曾纪泽的评价不宜过高。     

国际投资仲裁中条约解释争议及其对策

随着国际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家间投资也需要以条约的形式来规范和保护,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会签订双边、多边投资条约,通常条约缔约方均尽可能将条约表述得清晰;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条约通过黄金准则、约文解释、目的解释和补充解释等方法进行解释.由于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自身缺陷、国际投资法律体系缺乏整体性以及条约解释方法的技术性错误、国际投资仲裁庭对条约的政策性误读等原因使得条约解释产生争议.可通过正确解读运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聘请专家出具专业意见、发挥先案裁决的参考性作用、设立上诉机制等途径完善.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思考——兼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以中国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江宁条约》而告结束.通过条约,英国强行割占中国的香港岛.经过150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年七月一日凌晨,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华夏儿女无不为之骄傲自豪,神州大地无不为之扬眉吐气.但是,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里,人们不得不深思,香港从沦丧回归祖国说明了什么?我们应当从这一历史中得到哪些启示?     

谈所谓“××现象”及“郭沫若现象”的“偏至”——纪念郭沫若诞辰110周年

80年代出现的所谓“思想进步,艺术退步”是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带有“偏至”性的“普遍化現象”的批评,是一种“偏至”批评。对被指责的所谓“老舍现象”、“茅盾现象”有其片面性。对被重点指责的所谓“郭沫若现象”,作者认为应根据广义的“诗学”原则认识郭沫若创作发展,他不仅在初期以诗歌《女神》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而且在中后期又以历史剧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对其中后期诗歌也应实事求是评价。     

鲁迅与清之讽刺小说

鲁迅开拓了清代讽刺小说的现代研究路径。他不仅提出"讽刺"的概念,而且针对其产生的背景、特征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特别是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考证,奠定了《儒林外史》的历史价值。同时,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艺术手法加以评价和总结,并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发扬。     

论李白的游侠精神及其成因

李白的诗歌中有着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秉承的正是中国古代的游侠精神,并且李白诗歌所秉承的这种游侠精神气质与当时的游侠传统、时代文化及李白的童年经历和成长环境息息相关.     

“爱与死为邻”——论沈从文情爱小说的“爱与死”主题

＂爱与死＂主题贯穿于沈从文情爱小说的始终。沈从文常说＂爱与死为邻＂,爱与死在其情爱叙事中是联结在一起的,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形态。沈从文之所以热衷于＂爱与死＂主题,这与其早年的传奇经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和湘西文化风情等几个方面密切相关。     

张宝《泛槎图》的图文互动与龙脉景观

《泛槎图》是成书于道光年间的一部自传体的木刻画集,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了清代画家张宝的游历人生。他在纪游过程中亲绘各地著名景观103处,并请名流文士和王公巨卿题咏,后又经张太占、刘文楷刊刻成集。考察其写作缘起和成书过程后发现,《泛槎图》的图文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正是基于图文之间的互相启发,张宝在纪游过程中不断修正叙事策略,最终在纪游路线上建构出一种宏大的龙脉景观,成为理解明清文人画家思想的窗口。     

也说"罢官"与"弃官"--与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离开华州任的原因

在历史典籍中,"罢官"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一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的离职属于前者.杜甫离职的原因既不是由于"荒怠政务"被惩处,也不是由于"身患疟疾"难以为任,而是由于对肃宗的彻底失望.     

多重语境孕育出的“宁馨儿”——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审美风格成因初探

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呈现出"悲""狂"审美风格,既源于路翎青年个性的影响,也带有"五四"鲁迅传统的印痕;既有时代风云浓墨重彩的,染,也有流派风格潜移默化的推动;既有西欧自由主义思潮的催生,也是俄苏爱国主义思潮的促成。多重文学语境的共同作用使小说呈现出既听命于时代又执着于个人,既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又坚守艺术阵地,既狂躁突兀又悲壮苍凉的特征。复杂特征的呈现使得路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种醒目的存在,留下了富有启示性的经验和教训。     

"恶"的辩证法——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解读

黑格尔是辩证思想的大师,他和他的思想本身都应该受到辩证的对待。在“恶”这个具体的道德问题上,黑格尔用辩证思维的方式探讨“恶”的含义和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的辩证法思想正是在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也正因如此,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On Hemingway''s In Another Country

歌颂勇气是海明威写作的主题.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勇敢,无畏,而且充满希望.小说<在异乡>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海明威用他独特的艺术技巧与风格,使主人公永远都不失其"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论虎关师炼陶渊明"傲吏说"

日本五山时期著名诗僧虎关师炼在其所著《济北诗话》中,批评渊明之诗非“尽善尽美”,“不可言全才”,责备渊明之行“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其论陶诗求全责备,已失之偏颇;论陶行“是为傲吏”、“非大贤矣”,尤为偏激之论。虎关之渊明“傲吏说”与中国儒家的出处进退观、中国传统的“傲吏”观乃至中国人的陶渊明观皆大相径庭。渊明“是为傲吏”与其自身“固穷节”的人生定位及其耿介傲然的性格特质有关。渊明诗文早在千余年前就已流传东瀛,深受日本人民爱敬,也曾给予日本汉诗以独特营养,虎关此说在日本学术史上只是偶见的一例。然而,因为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等方面的诸多差异,日本汉学者、汉诗人对渊明其人其诗的体悟与中国人相比有时终不免有一点儿“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