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从朱子对存在与价值问题的觧决看中西哲学之异同

朱熹用“所以然”与“所当然”这两个概念表达了儒学中“存在”与“价值”问题，既区分了两者的不同意义，又将两者完全统一起来。“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关系，是在“理”的基本涵义展开的过程中实现的。整体论的要素分析和生命论的类比综合，是朱熹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朱熹关于“天地之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生命目的性的关系。“理”是“所以然”之“生理”，而“生理”之中潜在地包涵着“所当然”之“仁理”，“生即仁”是对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辨证式表述，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亦即存在与价值何以能统一的基础。朱子哲学是“前现代”的，但其价值则是“超现代”的。     

朱子读书心德

朱子读书心德是朱子对读书人提出的读书时所须涵养的心性道德。朱子认为读书须在心性上下功夫,涵养静心、宽心、虚心、耐心、专心、细心、疑心、存心等读书心德。朱子读书心德对于当今读书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凡圣之辨——荀子“心”、“理”关系的双重模式

荀子哲学中凡圣之辨更多基于一种礼学意义上的区分,这种区分表现为认知与道德践履两个维度,并统一于成圣的修养论中。在荀子以"礼"为核心的实践取向背后是荀子以"理"为核心的逻辑建构,而实践与逻辑之间裂隙的弥合是通过反复强调凡圣在修养必要性、修养的方法论与修养的终极旨归之间的一致性来实现的。     

王阳明“心即理”命题内涵与意义考

从广义上来讲,王阳明"以心说理"的工夫仍然没有跳出理学的论域,但在具体的路径、内涵上他的"心即理"命题却有效地化解了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内在矛盾,其心学成功地解决了儒家内圣与外王的紧张关系.本文拟从王阳明"心即理"命题的内涵入手,从内在逻辑上比较其与程朱理学以及与陆九渊心学的异同,并指出王阳明"心即理"命题的两重哲学意义.     

唐君毅的朱子学——以“心”概念的理解为核心

牟宗三将朱子的"心"理解为只是经验实然的"形下之气",非"道德本心",然而朱子曾说:"心比性微有迹,比气自然又灵""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佛)以心与理为二耳。"此一"气之灵"的"本心"和"理"关系,虽不像陆王"心即理"那样近,但也可能不像牟宗三所说的那样远。唐君毅对此提供了不同看法,他对朱子"心"的诠释有前后期的变化,前期认为心属气,后期更重视心具理,从而提出朱子亦有"本心"涵义,并对"心为气之灵"说再诠释。     

朱子“浃洽”论

朱子对自己研阅解读经典的途径和方法,曾作比较全面的探索和总结,其中一以贯之的经验在于"浃洽"二字.即在义理融会畅达的基础上,已熟的经书义理与实践操履相结合,在交融印证中获得对于义理的真切感受,达到身心与义理水乳交融的境界.这既是朱子一生读书问学之大体会,也是我们考察朱子读书整理文献的重要方面.     

关于朱子“明天理，灭人欲”伦理思想的思考

朱子伦理思想的纲领可用“明天理，灭人欲”一句话概括。这是他的突出贡献。这个贡献至少是在四个层面上展开的：朱子从他的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确立了他的天理至上的道德观；发挥二程的“理一分殊”说，完整地解释了社会伦理现实；对人性的具体解释为“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因而人性“有善有不善”；提出了变化气质，复明天理的修养论，殷殷教人在修养上用心用力。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论二程之“性即理”与“心即理”

程在探讨宇宙之根据的过程中以“理”作为人的存在的坚实依靠,从而突破了释老理论的缺陷。他们认为“性即理”、“心即理”,不仅使性、心获得了本体的意义,更使它们成为了理的实质性内涵。这也体现出了他们对于天人关系（以及体用关系）的贞定。     

浅析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许多法治国家所采用的一项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而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对此却少有涉及.本文将从分析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及其司法适用的对策与建议入手,阐述该原则的重要价值,从而对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一事不再理理原则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刘述先“理一分殊”儒学视野刍议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刘述先提出给予宋明理学重要命题“理一分殊”以全新的现代阐释来讨论儒学的当代性问题,其用“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讨论传统的现代重构,“分不患其不殊,所难者理一耳”讨论多元化世界伦理会通的可能.“理一分殊”从方法论上拓展了儒家文化传统在当代创造地发展和平等地与西方对话的文化视野,也为文化类型的一般与特殊提供了可供讨论的视角.     

吾班有位“朱子”

吾班有位仁兄,他虽然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志向却不小。这位仁兄仗着自己知识渊博,每次考试都能力挫群雄,名列前茅,于是他自称朱子。     

从“理本”向“心本”演化路径探究——以陆王心学“格物致知”思想为中心

陆九渊开宗心学明显受到了程颢思想的影响,但“破后而立”,通过对“格物致知”的发展性诠释,开启了由“理本”向“心本”演化的道路,将“心”提升到与“理”相同的本体地位。经王阳明批判性继承发展,确立了“心”独一无二的本体地位,大胆以“良知”为“理”,以为善去恶为致知手段,为学者找到了为学的极简道路。     

程朱“理一分殊”思想的方法论视角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具有丰厚的思想渊源,具体提出是程颐回答他的学生杨时关于张载<西铭>的疑问时说出的,朱熹则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一分殊"不但是程朱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理学中扮演着方法论的角色.程朱利用"理一分殊"解决了世界万物如何产生以及世界万物统一于什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了程朱理学的哲学性质和发展方向.正是由于"理一分殊"这一方法的运用,使得程朱理学大大超越了先秦儒学、道家哲学和佛学关于宇宙生成和万物统一性的论述,使理学成为更缜密、完善、思辨性更强的哲学思想体系.     

汉越“心”的转喻义与隐喻义对比分析

汉语心是一个构词能力很强的语素,越语表示心的词主要有tam和lòng,它们的构词能力也很强。汉越心从认知角度来看,可分为转喻义和隐喻义。通过对比发现,汉语心和越语tamlòng的转喻义都发生在思维范畴和情感范畴,隐喻义都发生在实体范畴。但在转喻义上,汉语心的转喻义珍爱物在越语tam和lòng中就没有对应的语素义,越语tam和lòng在转喻义上则更加丰富。在隐喻义上,越语tam和汉语心基本相同,越语lòng隐喻义则更加丰富。对汉越心的转喻义和隐喻义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跨文化交际质量。     

浅析朱熹的理一元论

朱熹建立了一个以"理"为本体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是最根本的,并从本体论意义上阐释了"理"和"气"的关系——"理在气先"。他还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最高、最根本的"理"——"太极",且用"理一分殊"来说明太极与万物的关系。"理"本论是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也是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础,因此探析"理"本体论对认识朱熹的整个学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从《朱熹集》看朱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

:朱子思想与孔子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朱熹集》中朱子对孔子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如论述了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仁”、“克己复礼”、“忠、孝、信、义”等有关内容 ,诠析了孔子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密切关系 ,强调了孔子学说中严格等级制度的正名主义 ,进一步宣传了“三纲”思想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与其诗歌体用论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是其诗学观念之核心,是其对诗歌史上"以文为诗"之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其建立"以文论诗"之批评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原因。这一观念综合了道学家重道、古文家重文之批评特点,表现出重视创作主体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结合。方东树在思想倾向上强调变而不失其正,旨在确立一种既合乎风骚精神又有自家面目的诗学品格。他对诗歌体用的认识,正是这一诗学观念的深刻体现。因熔铸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诸多观点,"诗文一理"说亦可视为桐城派诗学观念之核心,体现了桐城派的诗学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是把握桐城派诗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朱子读书法”的现代价值

朱熹是中国古代继大教育家孔子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思想与其哲学思想相互联结。哲学思想是其从事教育活动的指导,而教育思想则是对哲学思想的运用。朱熹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奋斗,他在施教的过程中,积累了教育经验,并形成了一套优质的教育方法与原则。后人把他的读书经验和训导加以概括,归纳总结为"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法"六条在当今社会,对于学生读书、教师治学和指导学生学习仍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具有很重要的现代意义。主要归纳为启发式教学的教与学,学以致道式的知与行,虚心修为好和勤奋持衡的道德观与学习观三个部分,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教学模式,并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令人反思的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