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构想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使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关注和调研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本文从我国现行法律基础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现实基础,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提出了构想。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以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学术界普遍呼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与国际刑事立法的精髓相契合,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同时能够消除犯罪标签以及前科报告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不断尝试,但在刑事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与刑法、刑诉法的冲突与衔接意义重大。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质条件研究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并未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质条件作出规定,但是从设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的与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分析,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五年有期徒刑”的“一刀切”式的形式条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建议从罪错未成年人的犯罪主观动机、罪质、考验期表现等更为实质的方面考察其是否能够适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新刑诉法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明文规定,是在程序方面对刑法修正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实体法上的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研究,可以探求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其回归社会难度的路径,以图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进程。     

浅谈未成年人犯罪与教育

未成年人犯罪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带有鲜明的特点，其犯罪不但可以预防，也较客易在外界积极因素的影响下实现良性转化。本依据对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现实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规定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保护方面的重要举措。由于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具体操作程序,有效促成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制度的构建

当今世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严重,并成为与贩卖毒品、环境污染相并提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适用于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体法、程序法和处置法,制度建设的落后大大制约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工作的发展。鉴于未成年人犯罪有着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犯罪原因,为了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构建符合当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公诉制度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试结合司法实践,从诉讼程序、原则和内容等方面,提出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制度的设想。     

试析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要性

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新设的一项制度,是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之必要性建构在考量未成年犯罪案件特殊性及保护未成年罪犯隐私权基础上。其功能性价值在于保护未成年罪犯免遭社会非规范性评价并促进未成年犯罪者有效融入社会,预防其再犯,降低社会风险。     

谈刑事沉默权规则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沉默权作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体现了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确立沉默权规则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是国内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大连13岁未成年人杀人案折射出我国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社会问题。反观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具有无法有效防控低龄未成年犯罪、“一刀切”的制度过于僵化、各方利益难以平衡且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问题。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域外英国、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了研究,提出在立法层面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并在实践层面完善配套措施以保障其顺利实施。     

建构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法理思考

规范的刑事判例体系，对于弥补成文法缺陷，限制司法机关权力，促进法制统一，满足公民预测可能性以及解释和理解刑事制定法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判例已经成为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应适应刑事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规范性的刑事判例体系。     

刑事和解与中国古代法文化的若干断想

在征诸传统法文化以论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对史料进行片面解读与过度诠释的情况：如未妥善解决中国古代的刑事与民事的区分问题,从而有混淆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之嫌;又如过度诠释保辜制度,因为无论是从该制度见诸记载的最早文献出发,还是立足于作为传统法典代表的《唐律疏议》及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的案例,皆无法推出保辜制度与刑事和解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作为一项有罪记录,会使行为人丧失一定的民事或行政上的权利、资格,对未成年人而言,前科对其生活以及回归社会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和严重。因此,无论从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出发,我国均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     

制度特性与制度正义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制度正义是对这种稀缺性资源安排、运作和分配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评价。制度特性是制度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与特征，体现在强制性、有序性、有效性和缺陷性等方面，本文从制度的特性方面探讨制度正义形成与实现。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不仅有利于有效化解矛盾,提高犯罪预防效果,还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法律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在此就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作一考证,以期对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有所帮助。     

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研究

在非犯罪化思潮影响之下,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趋势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的新突破。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可以在实体法上减少未成年人罪名规定或规定未成年人特殊情形;在司法程序上,则应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与不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