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及道教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

道教和谶纬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过去曾经被人们忽视了。我们至今虽然还没能发现很直接的材料，以说明道教和谶纬曾经非常明显地影响过玄言诗，但至少可以从理论上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道教以道家学说为思想力量，组织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展开了推翻现政权的斗争，这给以反叛儒家经学为要务的玄学，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启示，而道教经典以韵句形式宣传其教义，则毫无疑问地充当了用诗歌形式阐说理论见解的玄言诗的最早典范；谶纬以五行生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玄学又以推尊水德的道教思想为理论指导，二之间显然具有某种奇妙的暗合，而谶纬中一些以韵语表现的符咒和谶语，在内容及形式上都与玄言诗的避祸与诫勉意义相一致。     

玄言诗的义界研究

中国诗歌历来缘情言志,玄言诗以其浓厚的说理特点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它因此也难以得到研究者的赏识.后人往往根据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的特征及由此引起的在文学史上的非主流地位而忽视它应有的价值,对它研究颇少,表现在对其义界的研究上,就比较简单.文章梳理自南朝以来对玄言诗义界的研究观点,结合玄言诗本身,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归纳得出玄言诗的义界,将玄言诗定义为:玄言诗是用玄学义理和玄学思想方法创作的诗歌.     

论谢灵运山水诗形成的渊源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 ,对谢灵运山水诗影响最大的是汉魏西晋诗歌和东晋玄言诗。但汉魏西晋诗歌和东晋玄言诗怎样促成山水诗体的形成 ,谢诗与玄言诗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谢灵运在山水诗形成阶段有哪些杰出贡献 ,这些问题还有待学术界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文章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些观点和看法对客观公正地评价谢灵运的历史地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东晋玄言诗的再认识

东晋玄言诗历来评价不高,对其研究也不够,一般认为只是清淡雅士的押韵语录。作者从玄言诗的产生,玄言诗的表现风格,玄言诗反映的主题,玄言诗的艺术特色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认为:玄言诗的流行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危机,而是向成熟转变的契机。     

魏晋玄言诗的起源及其意义

玄言诗是魏酱诗坛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这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以谈玄论道、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为旨归的诗歌,自产生之后就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个体对玄言诗的产生起到的作用和玄言诗在诗学上的作用两方面论述。     

陶渊明与玄言诗--兼论陶、谢诗风的差异

陶诗和玄言诗联系密切，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玄言诗中已经潜藏着田园诗的题材因子，陶渊明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玄言诗并非都是抽象说理，好的玄言诗也能表现一定的辞趣，陶诗在这方面显然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三、陶诗与玄言诗在语言上都不假雕饰，二者在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产儿．那田园诗也同样是玄言诗的爱子。说山水与田园同出一源而两水分流，这并不是难以置信的梦呓。     

论玄言诗与诗歌意境的形成

论文主要从意境的内部构造——情景交融论述玄言诗在诗歌发展中强化了景这一元,为意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以此说明、论证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地位。     

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同质异构性——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

魏晋玄言诗和山水诗之关系并不像传统所谓的＂山水诗是从玄言诗蜕变而来。＂如此看法是因片面理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具体含义之结果。若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皆是玄学清谈内容的书面体现,即刘勰所谓＂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具有同质异构性。同质性即二者皆为＂谈玄悟道＂之结晶,无论是创作主体、创作目的、还是创作环境,都具有同一性。其异构性主要表现在：1.山水诗以具体形象＂山水媚道＂,玄言诗以抽象概念＂以理证道＂;2.山水诗情、景、理三合一,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3.二者叙事、写景、说理在诗中比例有别。由于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其最后完全挤走曾经共存过的玄言诗也是必然的了。     

魏晋玄言诗义界新探

对魏晋玄言诗义界问题的探讨,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本世纪初魏晋玄言诗研究的方兴未艾,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空间。本文首先将学术界对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作一清理与分类。为使玄言诗定义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创作实际、更能揭示玄言诗的起源、嬗变规律,本文提出了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得出新的义界和分类。     

玄言诗定义新探

玄言诗的界定是玄言诗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本文突破已有研究格局,对玄言诗重新界定,认为玄言诗是魏晋时期受玄学影响而产生并与玄学相伴始终的、以表现玄学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为主要内容的抒情言志诗.     

魏晋玄言诗义界新探

对魏晋玄言诗义界问题的探讨,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本世纪初魏晋玄言诗研究的方兴未艾,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空间。本文首先将学术界对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作一清理与分类。为使玄言诗定义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创作实际、更能揭示玄言诗的起源、嬗变规律,本文提出了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得出新的义界和分类。     

魏晋南北朝的三种人和三种诗

本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政治，化背景出发，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三种人（建功立业，消极避世，愤世疾俗）和三种诗（建安诗，玄言诗，山水田无诗）的形成，特点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论东晋山水诗之精神风貌

东晋是玄言诗流行的时期。玄言诗因以枯燥的说理代替形象的塑造，辞雕旨虚而日益遭到遗弃。东晋诗人将山水诗引入玄言诗中，清新细致的景物描写和玄远虚灵的意境使诗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随着山水描写成分的逐渐增多与玄言成分逐渐减少，山水诗最终取得了独立的艺术地位。     

启功先生论魏晋玄学、玄言诗及玄言诗人

启功先生不以研治魏晋玄学及玄言诗闻名,但他在这些方面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关于道教对魏晋玄学及玄言诗兴起的启示,启先生认为,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和破坏力,使意图从思想、理论上颠覆儒学独尊地位的人,有足够的信心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来构建一种反传统的新思想;二是关于《兰亭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启先生认为无论是从使用的词汇还是从表达的意趣上来看,《兰亭诗》都应该算作非常重要的玄言诗。同一个诗人所写的四言和五言,在词语和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联系,这反映了他们探索诗歌体式的过程;三是对于陶渊明、谢灵运、支遁等玄言诗人,启功先生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说明了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是否自然的问题。     

陶渊明与郭象的玄学思想

历来认为陶渊明的诗冲淡平和,闲适自然,和溺乎玄风,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意趣迥别。明代王廷斡在《靖节先生集跋》中说:“元亮远心旷度,气节不群,力振颓风,直超玄乘。”王士祯《古诗选》云:“过江而后,笃生渊明,卓绝先后,不可以时代拘塘矣。”今人游国恩等人合著《中国文学史》中更是断言:“(陶渊明的作品)在玄言诗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那么,陶渊明的诗和玄学以及玄言诗是否确如是所言没有一点关系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客观环境上看,陶渊明生于东晋玄乘之风炽盛时代的,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从陶渊明的交游履历来看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在仔细分析陶诗和玄学以及玄言诗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陶诗和玄学尤其是郭象的玄学思想是有深刻联系的,陶渊明不仅接受了郭象玄学思想,而且将此深化、融注为自己     

不能用“逻辑思维写的”笼括东晋玄言诗的特征──兼与周寅宾先生商榷

学术界关于东晋玄言诗“主要是用抽象思维即逻辑写的”的结论，值得 商榷。只要对东晋玄言诗的真实相状认真分析，并正确评估“理过其辞”的问题，便可 知玄言诗仍属形象的抒情的诗，并非只谈玄理，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老庄哲学的 讲义或注疏。这点，玄言诗的首席代表孙绰之诗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玄言诗的类型及评价

文学史上对玄言诗的评价一直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其原因是对玄言诗缺乏"区别对待"。玄言诗有两种创作类型,即铺演玄理和立象尽意。铺演玄理的玄言诗有对玄理的"隔"与"不隔"之分,立象尽意的玄言诗有意、象"未融"与"已融"之别。通过对玄言诗类型的分别与分析,可以对玄言诗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作出新的评判。     

神理相得 意趣盎然——陶渊明《饮酒》（五）解析

东晋是充满哲理与玄思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学创作领域中，玄言诗流行诗坛近百年，这种诗歌的特点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玄言诗大多从抽象的玄思入手来阐释玄虚的哲理，缺乏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在艺术上也不注重对感性形象进行直观描绘，景情理游离，语意晦涩，破坏了诗歌以艺术形象为表现手段的本质特征，不符合人们对诗歌美感的要求，因此缺乏感染人心的艺术效果。     

东晋玄言入诗审美观照

玄言诗是玄言入诗之风走向极端的产物，对其艺术价值，文学史和历来评论多予简单否定。玄言诗与运用玄言的诗是有区别的，东晋玄言入诗之风中出现了种种艺术潜质，在玄言与形象、平淡风格的追求、情理结合、景理结合及理致、理趣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以文为诗"不始于陶渊明--兼与高建新先生商榷

唐代以来，诗的地位重于，诗影响其他体；宋代以后，的地位重于诗，影响诗。“以为诗”产生于唐代诗与的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背景之下，又是古运动的副产品。“以为诗”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时间限定。陶渊明的时代，似乎还谈不上“以为诗”的问题。陶诗脱胎于玄言诗，但陶渊明摆脱了玄言诗过份“化”的不足，力图恢复诗歌的诗意，他是“以诗为诗”而不是“以为诗”。尽管其诗中具有一些散的特点，也不宜称之为“以为诗”。因为从玄言诗到陶诗，与韩愈等人从散到诗的道路是根本相反的，前是在排除“”的特点，后却是在引进。“以为诗”始于陶渊明的说法，还有商量的余地。而对于陶诗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也不宜归结为所谓“以为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