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富有新意的日本古代史专著——简评王金林著《古代的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日文版)一书

今年一月,王金林同志的新著《古代的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日文版)(以下简称王著)在日本出版了。近年来,随着国内日本史研究的深入,不断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学者的著作与论文被翻译或被介绍到日本,但足,以中国学者的名义直接在日本出版专著,这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意。日本《朝日新闻》分别于2月1日晚刊、2月10日读书专栏发表文章,评介了这本著作,赞誉该书作者“广泛地吸收了日本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启发性问题”。笔者幸获此书,得以通览,深为该书的独到见解所吸引,我认为,王著有如下特色:     

外国来华教育学者与中国教育学术的发展

从清末到建国初期,日本教育学教习、美国教育学学者、苏联教育学专家在中国教育学科建立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末日本教习是中国教育学术发端的重要推手;民国时期,美国教育学者来华促使中国教育学术蓬勃发展;建国初期,苏联教育学专家的到来使中国教育学术出现结构式转型。在中国教育学术的发端、发展和转折时期,外国来华教育学者在中国教育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日本友人为中国学者出版专著捐资

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基金”捐赠仪式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会长深见东州先生为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以及中外关系史研究著作的出版专项捐赠１５０万元人民币。 捐赠仪式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留日归国博士王勇教授介绍说，为有效地使用该基金，特在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设立了“运营委员会”，专门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运营委员会特聘请１０至１５名中国著名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负责书稿的推荐和审查。本项基金自２００１年开始，将对日本研究、中日交流史研究以及含日本…     

中日两国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区别——评析《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

笔者按照日本学者的方式,首先介绍了张世明教授的标志性著作《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的概要,并阐述了对于该书的阅读后的若干感想,概括揭示了日本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状况,以及中日两国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区别。笔者认为：日本目前研究趋势的结果就是踏实、细致的实证研究过多,但研究的目标却正在迷失。现在的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几乎都局限在法律框架内,立体、结构性地发现与法律以外事物相关联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对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一书跨学科的创造性研究予以肯定,认为中日学者之同学术交流更加热络至关重要。     

《新猿乐记》与十一世纪前后的中日戏剧

《新猿乐记》是诞生于十一世纪的日本汉文笔记,是日本戏剧史研究中的具有重要资料价值的一部著作。本文通过对《新猿乐记》的介绍,旨在展示十一世纪前后以猿乐为代表的日本戏剧面貌,窥视其受汉唐戏剧文化影响之痕迹,探索其与中国宋金杂剧形式的异曲同工,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国学界过去对日本古代戏剧文献介绍很少,中日两国传统戏剧的比较研究也嫌薄弱。本文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唐朝与日本音乐文化交融之我见

中国古代唐朝经济发达、文化多元,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它的高度文明吸引着当时许多国家慕名前来学习、交流,并对其影响至深。音乐文化便是其中之一,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与之交流尤为密切。因此,研究这些国家的音乐对完善唐朝的音乐研究有很大帮助,笔者以日本音乐为例,通过阅读日本音乐学者和中国音乐学者的相关著作及文献,来阐述研究日本音乐对研究中国古代唐朝音乐影响。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悲剧意识比较

一些学者往往以西方的悲剧或是悲剧理论来评论东方的悲剧,更有甚者,得出东方缺少悲剧或是无悲剧的结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以及日本巨著《源氏物语》中体现的悲剧精神是西方悲剧中所无法比拟的。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同属于东方悲剧的两部著作在主题思想上﹑人物形象以及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在此由于篇幅限制对这部分不做赘述。可是另外,由于文化土壤以及民族性格的差异,使其在悲剧意识上的体现也出现很多不同之处。文中主要从两部著作中对悲剧意识的描写中来探讨比较中日民族在悲剧美学意识上的渊源。     

苏童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在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苏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在日本备受学者与读者青睐.苏童作品作为在日译介与传播的成功典范,却鲜有学者对其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该文拟对苏童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和考察,分析其作品在日译介与传播成功的原因,旨在推进今后苏童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为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走进日本世界提供借鉴,更好地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朱熹著作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朱熹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其著作与理学紧密联系,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日本人引进、复刻、研习朱熹著作的角度入手,考察日本人对朱熹思想的吸收与应用,从而找到日本社会僧侣、武士、儒家相互制约、长期并存的根由。     

中日文学的交融与诗学因缘

中日两国诗学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日本诗歌在奈良时期受中国诗学及唐代诗歌影响草创发端，以《古事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的日本古代书面文学均有受中国古代诗歌影响的明显痕迹。这些诗文集大约产生于公元8世纪左右，当时正值中国唐代诗歌的繁荣时期，也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很多日本学问僧来中国旅居学习，并将唐宋诗引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诗学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纲

以1871年9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发端,迄止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计70多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赤裸裸的日本侵华史,同时又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可歌可泣,挽救中华的历史。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法学客串——（日）矶谷幸次郎著，王国维译《法学通论》评介

由日本学者矶谷幸次郎著、国学大师王国维译的《法学通论》（190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本文依据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点校本）,是一本带有教科书性质的法理学著作。在近代众多冠以《法学通论》的著作中,本书在形式上有以下特色：第一,出版年代较早,也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域外法理学著作,对中国近代法理学学科创建意义重大;第二,它的译者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家王国维先生。     

清末:中国比较教育发端期

中国比较教育发端于清朝末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吴汝纶。他受清政府之命赴日本进行了3个多月的教育考察,有明确借鉴日本经验改革本国教育的目的,他通过各种形式的调研,获取了翔实的日本教育资料,形成了自己教育改革的主张。这些资料与主张促进了当时及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这充分体现了发端期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所具有的前沿性,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并给而后的比较教育研究者留下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宝贵遗产。     

《新教育大纲》中“教育史以社会发展形态为分期”的框架来源考察

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是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产生过影响,是迄今学术界尚未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通过考察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完成的著作《新教育大纲》,发现其中有关"教育史以社会发展形态为分期"的框架,源于日本《劳农露西亚教育研究》一书,杨贤江将此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贯穿于《新教育大纲》始终。杨贤江正是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思想基础,间接接受了日本学者苏俄新教育研究的影响,成为在中国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史观贡献最为突出、地位最为重要的教育家。这从客观上折射出日本苏俄新教育研究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影响。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从日本“牛”信仰看中日民间文化传承

与很多文化现象一样,日本关于牛的民间信仰与民俗亦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与日本传统社会文化相融合,体现出多元化的信仰形态,赋予并反映着日本文化的基本性格。本文拟通过探讨日本牛信仰的发端、形态和内涵,从一个侧面揭示日本文化形成的历史与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以促进中日之间的了解与交流。     

盛宣怀与“中日合办汉冶萍”事件考

盛宣怀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之父"。在其一生,特别是晚年时期,与日本关系颇深。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为发端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被清廷罢黜,开始了逃亡生涯。盛宣怀虽政治失势,经济界实力仍极其雄厚,各列强为了获取既得利益争相拉拢盛宣怀。日本觊觎汉冶萍的利益,积极拉拢盛宣怀,诱其亡命至日本后,日本随即提出"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问题,以谋取利益。闻此,举国哗然,反对矛头直指盛宣怀。然而,酝酿此事件的诸多细节经过,其实并非是盛宣怀一手操控的。探讨该问题,对重新认识盛宣怀这一人物,颇有裨益。     

丰子恺与鲁迅“撞车”

正《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1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该书的问世,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当时"苦闷文学"的一种理论总结。两个月后的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原著,9月22日便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二部分于10月1日至31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     

从"语法""句法"术语的使用谈宋金人语法观的树立--兼述中国古代语法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宋金时代中土学者著作中多用汉文佛典译自梵文的“语法”“句法”术语,标志中土学者语法观树立;这是中国古代语法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近代在华英文报刊中的“女权”和“女权主义”概念考——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两个流行观点的质疑

“女权”和“女权主义”是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两个重要词汇。今天学者普遍接受的“女权”概念“日来说”和“女权主义”译自英文的Feminism两个观点不全面、不准确,只采纳了日本方面的资料和中文报刊,未参考同时期的外文报刊。实际上,“女权”一词的形成是中日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女权”思想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是多渠道的,日本仅是其中较晚的一个渠道。“女权主义”译自英文的Suffragism。这是20世纪初中国学者的误译,投射了中国学者的社会变革与民族自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