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华南水利建设的区域特征

明代是华南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广东、广西还是福建，都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相同，各地的水利建设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有些地方的水利建设以灌溉、防洪、排涝为主，有些地方则以航运为主；有些地方的水利建设比较发达，有些地方则较为落后。明代华南的水利建设对中国近代本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明代华南的“虎灾”

华南虎是珍贵的野生动物。明代华南虎很多,在福建、广东、广西均有分布。现在看来,虎多应当是件好事。但在当时群虎出没,伤害人畜,往往造成严重的灾害。明代华南较大的虎灾达25次之多。据文献记载,明代前期,华南虎灾较少。只有福建泉州等地发生过老虎为害的事。明代中期,虎灾增多。英宗天顺三年(1459),福建莆田县城北依山诸村遭到群虎袭击,人畜伤亡数以百计。宪宗成化八年(1472),又发生了虎灾,“伤人畜不减天顺三年之数”。成化十三年,虎入福宁州宁德县城。二十三年秋,邵武府老虎“伤人逾百数”。到世宗嘉靖年间,虎灾更加频繁。嘉靖六年(152…     

古籍中的独词句与断句错误例析

古籍中的独词句与断句错误例析古籍中常常使用一些独词句，其特点往往是用一个语词作谓语。这类词多为动词，其次是形容词，它们省去了前后的一些成分。在古籍断句中，因常常不注意这种现象而造成断句的错误。下举数例以示。《周易》中的独词句在载籍中是最多的，因而断句...     

腾越郑氏及其相关历史人物——明代郑氏墓志兼及保山沈氏善正墓志的考证与研究

腾冲的汉族姓氏,多因明代军屯制度自中原、荆楚移民而来。古代的墓志是最可信、最翔实的历史"人物传记",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普遍的社会意义。通过对腾冲首次出土的明代郑氏四方墓志的整理,并参照地方志书及相关文献进行考证与辨析,反映了福建籍郑氏移迁腾冲源流及历史人物世系,并对地方志书内容作了若干订正与补充,对今人了解和研究腾冲明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流民问题浅析

流民问题,古已有之。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曾多次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运动。明代的流民问题不同于此前一切流民问题,它发生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定历史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历史特点。一、明代流民的规模及成因明代的流民问题,始于十五世纪中叶,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史书中才不再有“流民”的记载。但流民运动发生的主要阶段则是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时间段内。宣德时期,出现流民还只是在个别地区。正统以后,遍及全国十三个省份。仅在爆发后的二、三十年内,全国有几百万破产农民,逃亡军士和匠、灶等籍人口,从…     

论明代前期理学对戏曲的影响

明代前期八个皇帝尊孔崇儒、大力提倡理学,可谓一以贯之,因而确立了理学的独尊地位。尽管某些理学家参与戏曲创作,剧中歌功颂德,宣扬封建伦理,但也有可取之处。明代前期理学家开始重视经世致用,对戏曲中歌颂建功立业、忠君爱国不无促进作用。明代前期理学家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些许否定与其时戏曲中所流露的与传统观念的格格不入也有一致之处。明代前期理学家不以炎凉待人与明前期戏曲对世态炎凉的揭露不无相合。明代前期理学对戏曲影响亦非仅只负面或仅只正面所能概括。     

明代"薄俸"制述论

明代"官俸最薄",明代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提高俸禄.但终明一代,薪俸微薄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为薪俸低微,官员往往铤而走险,造成贪墨之风盛行,吏治极度败坏,进而给明代政治、经济乃至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但从另一角度讲,高俸禄抑制吏治腐败毕竟是有限的,它只能解决一些较为突出且低水平的要求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穷奢极欲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甚至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明代吏治的腐败完全归结为俸禄微薄.     

对《释名》的再认识

<释名>是我国首部语源学著述,但由于后世对该书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使得这一开创性的语言学要籍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因而影响了对其积极意义的继承和发挥.本文要澄清后世对<释名>的某些误解并考察<释名>因声探源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重新认识和评价它的重要的理论和史料价值.     

明代武术发展状况之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明代,已经进入了末期,尤其是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中,已经明显地看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它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了。而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文化之一的武术,也随之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据资料证明,对后世武术影响较大的一些有关武术论述的专著,不仅在这个时期相继问世,而且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北宋以来未曾有     

《金瓶梅词话》所描写的酒文化

《金瓶梅词话》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酒宴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明代酒宴习俗等丰富多彩的酒文化内容,为了解与探讨明代酒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历史佐证.可以这样说,一部《金瓶梅词话》实际上是一段明代酒文化的历史,一幅明代社会酒宴习俗的“社会风情画”.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洋文学刍论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大大推动了明代海洋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使之成为继宋元海洋文学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一是进一步扩大明代海洋文学创作者的视野.既继承了宋元海洋文学所具有的海洋文化的开拓性,又表现出明代独有的对海外事物更主动的追求.二是促进明代海洋文学创作体裁的多样化,使小说、歌赋、戏剧、碑文等成为明代海洋活动的艺术表现载体.三是拓宽了明代海洋文学的创作题材,在航海技术、海洋贸易、海外关系,文化交往、海洋神灵、海外风物、海防意识等诸多方面得到充分的展示.     

略述贵州明清的易学研究

贵州是开发较晚的省份,对于易学的研究,直到明代才开始出现研究学者,如王阳明、孙应鳌、李渭等.到了清代,贵州的易学研究达到繁荣,当时全省所辖的各个地方都涌现出一批有相当研究功底的易学人才.仅民国时期编撰的<贵州通志·艺文志>载,贵州明清的易学研究专著就有43部,成为贵州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     

常伦交游考

常伦是明代中期一位极富个性特点的山西文学家。通过查考,发现与常伦交游的人员大致可分为六类:进士同年,山西籍非进士同年官宦,外籍非进士同年官宦,沁水未仕文人,邻县隐逸文人,常伦的亲戚。其中,可以查考生平经历的交游人员主要有:南大吉、王溱、刘成德、韩邦奇、马汝骥、党承志、叶天球、李镔、李瀚、蔡震等十人。常伦交游对象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交游对象的地域分布较为集中,交游对象的层级相对较低,交游官宦的品行均为正直尚节之人,交游的个别文人崇尚隐逸之风等。     

天水方言与英语语音的对比及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为了探讨天水方言对天水籍语言习得者在学习英语时所产生的影响(负迁移),文中对天水方言中的一些显著性特点(与普通话相比较而得)进行了一定的梳理,详细地阐述了这些特点对天水籍语言习得者在英语语音学习方面的影响,且针对这些问题中的某些显著性影响提出有效的纠正建议.由于两种语言隶属于不同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所以文中采取声母对辅音,韵母对元音的对应比较方法给予对照研究.     

洋画再造：20世纪早期广州西画教育的重建与推广

西洋画尽管早在明代就传入中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早期那种以碳粉模仿肖像为主的西洋画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潮流。20世纪初一批粤籍美术家远赴海外求学,研究现代主义西画创作,他们学成归来后在广州推行现代主义西画观,举行西画展览更新社会上的绘画观念,并于1922年率先在广州创建美术学校,培养现代主义西画人才,更新广州的西画教育和洋画创作,并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现代美术教育中心,为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发展奠定了根基,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涂抹了浓彩的一笔。     

明代河西走廊商品经济发展原因探析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域外贡使、商客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学界关于明代河西走廊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持有两种看法,一为“停滞说”,二为“发展说”。然而,无论哪种看法,尚需结合诸方面原因做一综合判断：外国商客、旅人游记中关于明代河西走廊经济一派繁荣景象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河西走廊商品经济发展之盛况;丝绸之路东西贯通所提供的经济便利以及明代“朝贡制度”“开中制”等经济政策的推动,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政策“拉力”,在河西走廊形成了以“绿洲贸易”为核心的商品经济辐射圈;尤为重要的是,明代河西走廊“绿洲”实际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实际居住人口之间的矛盾,间接推动了明代河西走廊生产方式的转型,为河西走廊商品经济发展开拓了市场并提供了大量商品生产者。以上种种因素可以证明,明代河西走廊商品经济在持续向前发展,并非处于“停滞”期。     

禅籍谚语的活用

谚语是民间口头流行的语言形式。谚语的通俗性特点与禅籍的口语化特征相一致。因此,禅籍中谚语的用例较多。本文以禅籍作为语料背景,从语法的角度,围绕结构成分和结构形式两个方面,对禅籍谚语的活用现象进行分析、归纳,以展示谚语在动态运用中的灵活性特点。     

论隋唐时期逃户制度的变迁

逃户是封建社会的严重问题,也是历代统治者需要处理但又得不到根治的现象。逃户是没有户口,流亡在外,居无定所的百姓。他们成为逃户大多是形势所迫,由于战争、重税、兵役、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逃户都没有户口,但有些还参与生产活动,有些完全不参与劳动。隋唐时期的逃户现象相当严重,而其逃户制度也不断在变化。隋朝时期,大多数逃户只能回到原来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到了唐朝已经不做这些强制性的规定,而是更加灵活地处理逃户人口,允许他们在新的地方落叶生根。     

杨慎永昌府诗歌创作对“诗主性情”理论的实践

在"宋明理学"、"复古"思潮影响下的明代文坛,杨慎是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他高举"诗主性情"的大旗,在略显沉闷的明代诗坛无疑是别开生面的,特别是在他被贬永昌府后的诗歌创作更加体现着他的这一创作主张。     

《胡应麟年谱》补正

胡应麟(1551—1602)不仅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而且是明代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问家之一。他毕生以藏书、读书和写作为乐,一生著述宏富,多达四百余卷,在文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大家。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于1931年撰写了近4万字的《胡应麟年谱》。这是迄今所见胡应麟生平研究的惟一著作。胡适评价《年谱》“功力判断都不弱”,并因此认为吴晗“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但笔者在进行与胡应麟相关的专题研究时,却发现《年谱》中也存在一些疏漏。《年谱》1551年条载:“夏五月念二日先生于兰溪城北隅世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