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妈祖造像看中国神像造型美学的意涵

妈祖信仰形成了大量不同时期风格多样的妈祖造像。这些造像,系统地展示了妈祖形象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溶入了各时代人们对妈祖形象的理解,是造像师们的审美心态和时代审美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秉承了中国传统神像造型艺术传统,同时记录了妈祖的造型演变和民众的文化审美理念,成为妈祖信仰文化中重要的艺术文化资产。从妈祖造像语言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中国民间造神的演变过程;从妈祖造像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中国神像造像美学意涵的广大精微。     

四川省丹棱县龙鹄山道教摩崖造像

唐代四川道教摩崖造像别具特色,丹棱县龙鹄山造像以天尊、老君为其主要内容,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四川地区的民间信仰,可以说元始天尊、老子的崇拜加上《道德经》、《本际经》四位一体构成了唐代的道教信仰。天宝九年的松柏铭碑更是透露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研究唐代道教提供了宝贵材料。     

哲思与审美观照中的道教造像艺术

道教造像以立体的视觉形象传达道教思想观念,是道教思想观念的具象化与审美化表达。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道教造像多样的形式特征开显出终极之"道"的神妙与奇异,单一的本色映射出终极之"道"的朴素。它们往往又与日月天光、山体岩石融为一体,以鲜明的在场言说着"我"即"万物"、"万物"即"我"之"物我无分"、"万物齐一"的道教理念。另外,道教造像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葆有永恒的姿态,彰显"道"之永恒与不朽。作为神灵神仙形象的摹写,道教造像呈现出"神圣性"与"世俗性"交融的审美风貌,这一审美风貌由道教文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唐代佛教造像理想美的形成

佛教造像魏晋时期在中国出现兴起，在造像手 法上，保持了印度式的以成年男性为特征的造像式样，在北魏后期，受道教的影响，出现了 孩童形象的佛和菩萨像。唐代，佛教造像集中了男性特征、女性特征和孩童特征，这种艺术 表现手法圆满地完成了对佛的理想美的塑造，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关中北朝造像碑龛楣道教图像考释

通过对关中地区道教与佛道混合造像碑上的一些典型石刻图像进行考释和解读,可以发现当时佛道信徒在建造造像碑时就把早期的神仙传说题材作为其进行创作的思想源泉,在造像碑上刻画大量表现传统宗教中的长生和成仙思想的图像.这对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整体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该地区造像碑从一开始就与我国传统宗教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特征.     

中岳庙镇库铁人的服饰特色

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的中岳庙镇库铁人,是宋朝随军匠人所铸造的道教造像,与一般道教造像相比,服饰更为生活化,但与同时期武士形象相比,具有道教造像所特有的神话色彩,独具特色,表现出两种风格的融合。     

中国传统信仰及其形成的供文化初探

中国传统信仰历史悠久,以秦汉为界,传统信仰的发展历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先秦时代是早期中国神仙信仰的启蒙和定型时期,以商周时期统治阶级的祭祀活动为代表,至春秋战国时,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神仙信仰体系。秦汉之后,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信仰迎来了新时期。儒、道、释成为之后两千余年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信仰。道、释两教的发展虽历经跌宕起伏,最终都达到了弘扬教义,广为传播的目的,并对中华的民俗民风、社会文化、宗教观念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信仰中形成的供文化是人们在祈求神鬼保佑的同时,以献供品的方式表达对神鬼的一种回报和答谢。本意是向神的敬奉,是礼制产生的基础。     

东汉洛阳地区的疫病与信仰

东汉时期的洛阳地区,人口众多,疫病频繁发生,出现了两个疫病高峰期。除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外,在洛阳地区,出现了多种与疫病相关的避疫信仰。有的是传统的信仰模式,有的是早期道教信仰。使东汉时期的洛阳,可能成为早期道教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     

魏晋南北朝山岳信仰与道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民间山岳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不仅山神信仰与道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民间的灵山崇拜也融入了许多道教服食养生、神仙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从早期道教神灵信仰、炼制丹药、法术等方面也可看出其对民间山岳信仰的吸收和发挥.     

关于孔望山道教摩崖造像的几个问题——《连云港孔望山》调查报告研读

通过对《连云港孔望山》调查报告的研究,分析孔望山摩崖造像内容的性质、摩崖造像中道教内容的图像学意义以及造像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指出孔望山研究成果对今后从事早期佛教、道教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的启示。     

唐初佛道义理之辩论析

唐初佛道争辩中,论题主要围绕着道与自然,道与万物,道可否言说等方面展开,佛教攻击道教的策略:一是以日常经验思维去否证道教的终极信仰———"道"———的至上性;再则是指出道教自身对"道"理解不具有一致性,存在着矛盾。从记载来看,道教学者的辩白是无力的,他们对佛教问难的较合理的解答更多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些著作既是道教学者的应难之作,也展现了道教发展的历史轨迹。     

先秦两汉小说人物画廊中的神人异士

先秦两汉时期,道教盛行,方术文化发达,直接影响了先秦两汉小说的萌生和发展,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刻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文章对先秦两汉小说人物画廊中的神人异士形象的分析,探究道教神仙方术思想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从中挖掘这些神人异士形象所蕴含的道教的生命意识,说明道教方术文化发展的平民化趋向。     

论道家与道教的生死观

从历史角度看,以哲学、思想理论为主导的老庄道家创立于前(先秦),以宗教信仰为主旨的道教建立于后(东汉以降),随之而来的是道家与道教的融合、涵化、整合、熔铸,亦道家亦道教,亦道教亦道家。因此,从整体上说,作为思想学术的老庄道家与作为宗教信仰的道教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章分析了老庄道家自然主义的生死观与道教“我命在我”的长生成仙说,说明了在生死观上道教对道家思想的援引和衍化。     

论道教文化对元代神仙道化剧的影响

道教与中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对元代的神仙道化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创作模式、思想倾向等几个方面人手，剖析了道教文化尤其是元代全真教对元代神仙道化剧的影响。     

北宋名僧对“三教-致”论的新发展

北宋时期的明德高僧对于儒佛关系的认识,随着社会形式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内容。宋初名僧延寿（首倡新风）提出“示助扬化,同赞佛乘”的理念;后起之秀的智圆深化了这一思想,表白得更加具体,论述得更加深刻;契嵩更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甚至提出了“非佛不可”的治世理念。     

近三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巫信仰和自然崇拜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巫信仰和自然崇拜是近些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巫鬼信仰、巫风的盛行、社神和土地神信仰、城隍神信仰,以及巫与道教、佛教的关系等方面。既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加强此时期巫信仰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深化地域性巫鬼信仰的文化功能研究及少数民族信仰风俗的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论朱熹的道教史观

试图从朱熹自己的说法出发,对朱熹所认为的道教所指,道教人物关系,以及他对宋代道教的评价等问题做一简单梳理。我们认为,朱熹所指的道教包括道家,同时涉及方士方术、黄老道以及后来的张陵五斗米道等,他们分属道教的不同方面和发展阶段。老、庄、列、杨等先秦人物都被朱熹明确纳入道教体系,在时间上以老、杨、列、庄为序,并对老、庄思想进行了明确区分。对庄子师承问题,朱熹有保留地继承了韩愈的说法,比较含蓄地认为庄子出自儒家。对道教前期,也就是目前学界常说的先秦道家,朱熹评价颇高,但对宋代道教状况的评价却颇不乐观,持同情和批判的态度。     

"替天行道"行何"道"--关于《水浒传》中"道"的辨析

《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打的虽是“道”的旗帜,行的却是儒家之道。尽管《水浒传》与道教的关系很密切,“替天行道”也很容易和道家、道教之道搅和在一起,但宋江实际上行的自始自终都是儒家的“道”。     

中国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

龙是由两种或多种动物和其他物组合而成的幻想中的动物。组合成龙的动物或其他物,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它们都是民间信仰中具备兴云布雨或司水理水职司的神灵。由此可见,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密切相关。人们为了有效或尽快解除水旱之灾,往往同时祭祀多种水神,即将多种水神放在一起祭祀。祭祀的对象往往不可能是实物,而多是象征物或图形。当人们将多种水神象征物或图形放在一起作为祭祀对象时,就很有可能将他们组装在一起。多种水神动物和其他物的组合便形成了幻想中的动物——龙。龙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水神动物由简单组合到复杂组合的历程。在这一漫长的组合历程中,留下了不同的组合体,因而也就形成了千奇百怪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