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

本文以"十七年"文艺作品中关于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作为个案,探讨在叙事的建构过程中,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如何以"神魔斗法"叙事模式来修辞战争,又是如何在反复修辞革命者爱情生活"克制"的同时最终"控制"爱情发展的走向,从而展示文艺的叙事修辞方式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论"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

1949年到1966年十七年间，中国大陆小说有一个广阔的潜在话语空间，但这潜在的话语空间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完全封闭。在严格的叙事框架内，小说以各种艺术形式努力切近新时代，并形成了史诗、传奇和日常生活这三种“书写中国”的基本叙事格局。本文着重探讨这三种书写形式各自内在的叙事机制，且认为史诗、传奇和日常生活这三种叙事基本反映了十七年小说描述“新历史图景”时的复杂情形，亦生动地体现着雅俗流变在十七年时期的断代图景。     

试论《保卫延安》的宗教情怀与战争叙事策略

《保卫延安》是“十七年”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史诗性巨作。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规限和战争宏大目标实现的原因,革命战争叙事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世俗的宗教情怀,具体而言,革命叙事中的朝圣般的崇拜情感、布道式的广场效应、宗教化的言说姿态三方面是对宗教仪式母题的某种转嫁和借用。其产生的内在原因是战争文化思维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现代性想象规则和宗教逻辑具有互通性和可转换性。这种战争的宗教情怀的叙事方式是对战争记忆和新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一种文本体认和确证。     

正义战争经典叙事模式的建构——兼论“十七年”战争小说与意识形态关系

＂十七年＂战争小说是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为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而创作的一种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在一个需要规范叙事的年代,合理运用既定的创作原则,从敌我对立双方四维叙事角度,立体建构了一个典型的正义战争叙事模式,并在集权政治的运作下逐渐经典化为一种战争文化写作范式,不仅影响和规范着十七年其他类型文学,甚至在某些方面开＂文革＂文学之先河。     

试论《保卫延安》的宗教情怀与战争叙事策略

《保卫延安》是“十七年”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史诗性巨作。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规限和战争宏大目标的现代性想象的原因，使得战争文化思维和宗教逻辑具有了互通性和可转换性。革命战争叙事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世俗的宗教情怀。具体而言，革命叙事中的朝圣般的崇拜情感、布道式的广场效应、宗教化的言说姿态三方面是对宗教仪式母题的某种转嫁和借用。这种战争的宗教情怀的叙事方式是对战争记忆和新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一种文本体认和确证。     

从新的审美范式到新的美学目标--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建构的内在逻辑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审美范式主要是以一元独尊、凸现政治性为特点,这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规范下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成为"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任务,这赋予了英雄叙事规范理性的美学特质.在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规定下,强调了"新的人民的文艺"营构的美学目标,并在这一美学目标的规范下,英雄叙事获得了核心地位.     

权力话语的镜像表现——论中国"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

“十七年”电影中的性别话语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是一种功能、运动和关系,其意义也在这些功能、运动和关系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英雄叙事功能本身就构成一个复杂的话语系统。因此,“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研究就必须结合其他话语系统如意识形态、历史等,才能充分考虑背后的权力关系,即叙事运作的策略性关系。     

面对"生活"和"日常生活"二难选择的文本——以《青春之歌》为例

"十七年文学"中作家对题材的选取直接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题材的限定与主流意识评价的介入使此时期的创作多有"二难"的现象。本文以细读文本的方式,解析了《青春之歌》在内在情节的设置,语流节奏和话语操作的选择上存在明显的"裂隙"之嫌。     

"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身体叙事

"十七年"儿童文学往往描述少年儿童经历各种考验、忍受各种苦难,完成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考验之后,被整个社会所接纳,成为社会中的一员。身体叙事在"十七年"儿童文学具体表现为:身体受难、性别特征淡化和儿童的"成人化",时代的要求和形势的需要使得儿童的身体特征遭到忽视。     

百花时期爱情叙事对主流话语的逸出

“十七年”时期大多数爱情叙事由于紧跟意识形态的要求,逐渐沦为意识形态的诠释工具,表现出概念化、类型化、简单化等特征。双百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宽松,出现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爱情叙事,从而实现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程度的逸出。这些爱情叙事在叙事对象上发生转变,对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进行细致刻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摆脱了二元对立模式,尤其是作者的个体意识得到了不自觉地表现。     

论"十七年"女性小说中的革命成长叙事

受主流政治话语影响,"十七年"的女性小说主要描述"爱情———革命"对立中女性解放与成长的故事,但在革命叙事中仍然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体现出从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的特点。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中的"传统"问题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性".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逻辑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与改造: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运用使革命意识形态获得了有效的传达;另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自身的特性使它溢出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而拥有了自身的存在意义,革命意识形态对其表现出规范与制约.在革命与传统的二重奏中,二者交相呼应而又互相抗争,形成了当代文学叙事的新传统,这一传统又潜在影响了至今的某些小说创作.     

新中国战争文学的话语书写

战争文学创作体现和反映了文化话语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文学被用来佐证制度的合法性,而战争史诗及党和群众的关系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文学形式。当文化话语从政治上的合法性过渡到法律上的合法性后,制度话语与战争文学之间的紧张感得到缓释,制度话语允许人性话语探索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但人性话语书写受到制度话语和题材局限性的双重钳制,无论是作品的主题深度还是作品影响力都难以和制度话语书写相提并论。加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的双重作用下战争文学出现了文化市场书写趋向,对以文化市场为导向的战争文学来说,它把放弃对制度话语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对受众的无条件迎合当作了基本的叙事策略。     

爱情与使命——"红色传奇"小说爱情描写之意识形态解读

"红色传奇"小说是当代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叙事门类之一,但与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密切的血脉联系,使它在叙事特征方面表现出了诸多与现代意识形态要求不相契合之处.文章试图通过对这类小说中的爱情表现的意识形态解读,说明其在一个以政治意识形态遮覆一切的时代里的遭际与命运.     

爱情与革命的抉择--论"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知识女性"成长/改造"模式

"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的知识女性"改造/成长"模式在文本中有三种表现爱情和革命的顺生模式、背离模式和相生模式.三种叙事模式都是以爱情叙事表现革命主题,三种模式合起来看,就可以形成革命、爱情和女性解放之间的一种比较辩证的关系观.     

试论"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经济的影响

"三十年战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德意志的政治版图因为这场战争而更加四分五裂,文化上的分裂状态也由此加剧."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经济的影响同样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虽然兼有某些积极的成分.     

文学书写的情感祛魅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隐身——对二十世纪红色罗曼司的一种理解

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承载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吁求,但在文学话语中革命意识形态与情爱和情爱力比多的关系却是复杂的。1920-1930年代,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是矛盾共存的,既相互对立又有共振。而1940-1950年代,则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情爱力比多的整理时期;到了1960-197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终于实现了对情爱力比多的彻底驱逐。这说明在本质上,革命意识形态对作为个性主体的情爱力比多是排斥的。当个性载体——情爱力比多被驱逐的时候,知识分子也就同时从革命文本隐身了。     

和谐醇美的民间——论"十七年"小说民间叙事视域的建构

从民间叙事视域的角度来看"十七年"小说,我们发现,虽然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但由于作家亲身经受了大众自在状态情感和理想的熏陶,深刻体验了民众中原有的、分散的、感性的个人道德标准和感情体验,从而对以往小说叙事视域进行了弥补与突破.在此之上,又以其创作实践中对民间精神风貌的整体关注和对民间和谐醇美审美本真的由衷倾向,实现了民间叙事视域的建构,表现出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     

意识形态化的市场叙事

中国市场化年代的文学叙事有个突出特征,就是文学被市场化意识形态所统一而形成了市场叙事,市场叙事的叙事意识与市场化的现实生存意识保持着一致。任何一种文学叙事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逃离意识形态化,问题在于,怎样追求文学叙事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在市场化年代的文学情境中,认识历史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点,就是找到个体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体生命态度与人类总体自由的融合点。意识形态叙事本来不一定与历史叙事、精神叙事、人性叙事分离,文学叙事是历史活动与历史精神的同时叙事,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也应该是历史与精神一体化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