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

粱启超创立的新史学对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粱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形成的漫长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史学理论的继承时期，新史学思想的酝酿时期、形成时期、完善时期。每一阶段粱启超的史学思想都有其独特的光辉点。     

晚清国粹派的新史学探讨

<正>20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渐次形成的重要时期。梁启超分别发表于1901、1902年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则被公认是其崛起的标志。但是，梁启超又非孤军奋进，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异军突起，也构成了其时资产阶级史学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不仅同样高揭“史界革命”旗帜，猛烈批判旧史学，而且于新史学身体力行，研究硕果累累。同时，作为革命派，他们以新史学为武器，服务于排满革命，又与作为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大异其趣。因此，国粹派所体现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别具特色，有着更加集中的典型性。探讨其思想主张，显然是研究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集中论述国粹派关于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浅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1902年,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的著名论文<新史学>,犹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动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澜壮阔的新史学思潮,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梁启超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最关键人物.他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相关主张,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几个重要命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则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石。在这一早期史学论著中,梁启超提出了代表其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的若干个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命题的述评,揭示梁启超早期史学的最突出特征——批判与创新精神,说明他的史学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激烈批判中形成的,从而昭示梁启超创建“新史学”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巨大功绩。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

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在他晚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再次谈到了"新史学"的问题。文章比较了他的"新史学"与所谓的旧史学有哪些不同,以及他早期的"新史学"思想和晚期是否相同。另外文章探讨了他的这些新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前人的影响,又对于当时史学界、对于后来史学学科的建立产生了什么作用,尝试解决上述问题。     

论新史学的破与承

本文所言新史学是指20世纪初由梁启超所发起的"史界革命",其主要特点是对旧史学的破坏与承接,但其破坏占主导。新史学在对旧史学的批判过程中,同时也汲取了晚清旧史学中今文经派的思想资源,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新史学是对旧史学的全面批判与反动(破),但实际上新旧史学在思想资源仍有着继承和共享。     

评梁启超对封建史学思想的批判——兼评其对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的论述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是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史学有着二千多年的传统,是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个得力工具,是全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禁锢人们思想、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精神力量。梁启超在史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是他最早地树起“史界革命”     

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

1902年，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犹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动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澜壮阔的新史不思潮，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梁启超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最关键人物。他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相关主张，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思想。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解读他的《新史学》，对于新世纪中国史不宾发展必定会有所启示和裨益。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多变原因浅析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他在对封建旧史“四罪二弊”无情鞭挞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新史学思想,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如同他在政治上以“流质易变”著称一样,他的新史学思想也是多所变化的,甚至走向倒退。本文拟就从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其史学理论体系与历史观,其政治实践与个性特点等方面去说明原因。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内容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包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对治史目的的阐述,对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等等。他的思想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On Liang Qicha＇s Thought on Feminist Righ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Qichao＇s thought on feminist rights underwent a construction process from female education to feminist rights. The process was simultaneous wi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etal changes from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to the 1911 Revolution. He opposed foot--binding and early marriage and advocated female education and women＇s rights, These were all important steps i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ang Qichao＇s feminist thought must be plac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Also, Liang＇s feminist thought had some similarities to the modem we.stem feminism.     

佛教二谛思想与宫体文学理论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这是宫体创作的主导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受到了齐梁时期日益兴盛的佛教二谛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萧统的二谛新解,与宫体这一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萧纲把佛学思想转化为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一是他有较萧统更自由的生活环境,二是魏晋以来立身与为文越来越分离的创作现实。这一理论,对宫体弥漫梁代中后期文坛并影响陈隋和初唐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解析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他指出人类满足意欲的方式可分为意欲向前、意欲自为和意欲反身向后,此三种路向分属于中西印三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他还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观念是“向前要求”,由此根本精神而产生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则因其理性早熟而走上第二路,中国文化自身的成就在于形而上学的调和主义和儒家的直觉主义精神。梁漱溟先生从文化主体的内在心灵世界来理解文化视角独特,但仅仅从意欲出发有失偏颇,他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忽视了民主科学的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必然条件,另外其三路向直线式的演进也蕴含着矛盾。     

论梁启超的国家观

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危险局势下形成的。梁启超认为,国家应具有独立的意志,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和个人之上。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分水岭,他的宪法、议会、自治等宪政制度设想在此前和此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论六朝时期的史学思想和修史方法

对于六朝史学思想与修史方法的探讨，在学术界尚属冷门，此前只有个别史学史作有所涉及。通过对六朝史学思想、理论以及修史方法的讨论，揭示六朝时期的史学成就，有助于推动当前古代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     

论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维新运动时期,其宪政思想主要是提倡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失败后,其宪政思想主要是重视宪法与国会、主张建立责任政府、实行真正的政党政治、推崇司法独立等等。梁启超认为其宪政思想实行的途径主要有：开民智,新民德;“贤人”政治;国民运动。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当今我国的政治明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文化视野中的梁漱溟的经济思想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政治或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是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梁漱溟的经济思想是在文化观指导下构建的,其文化观是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而经济思想是其文化观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呈现。梁漱溟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视野独特,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研究综述——以《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为中心

梁启超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同时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其青年教育思想是梁启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取得了系列成果。通过对《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为中心进行考察,梳理和总结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学术背景、思想渊源、历史命题和当代借鉴等相关成果,宏观勾勒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研究的全貌,并对既有成果进行辩证分析,以助推这一研究持续深入与不断拓展。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毂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毅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毂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毂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毂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毂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毂梁传》的中心思想。     

从《释革》看梁启超的革命观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释革》一文,不啻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宣言,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革命观。他在文中对改良与革命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申明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行动纲领。梁启超的革命观不仅被他贯彻到史学、文学、宗教和道德等诸多领域,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