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

于成龙由于其一贯坚持洁己廉政的处世态度而因政绩卓越身居两江总督之要职. 在这段时期内,于成龙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对两江腐败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两江奢靡风气的整治与变易以及重视两江地区的文化教育三个方面.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 "三不朽"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左宗棠对陶澍经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陶澍和左宗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而且关系密切,由"总督布衣之交"结为儿女亲家.他们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经世致用、吏治行政、兴利除弊、用人育才、反对侵略等许多方面,有一致的思想与行动.陶澍非常器重左宗棠,并以后事相托;左宗棠对陶澍非常尊敬,并继承了陶澍的思想、发展了陶澍的事业.     

道光二十年湖广总督周天爵革职遣戍案——兼论道光朝吏治整饬中的政治生态

道光二十年湖广总督周天爵革职遣戍案,为探究道光朝吏治整饬中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典型范本。在官场疲玩的环境下,道光帝试图重整朝纲,办事严猛的周天爵屡受重用与提拔。然随着道光帝派遣侍郎吴其濬等为钦差赴楚审理"他塔拉氏京控案",以及"知县禀讦总督案"的重审、"御史参奏案"的升级,引发了湖北官场大员降革。在该案背后,既反映了湖北官场中总督与巡抚及地方普通官员间的复杂关系,又透过道光帝对周天爵态度的流转,窥见其在绥靖地方层面的捉襟见肘,以及鸦片战争期间其在"战"与"和"态度的摇摆对案件审理进程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专制皇权统治下,监察体制与吏治整饬中以道光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特征,隐喻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时代困局。     

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

李鸿章于1870-1895年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为河务废弛已久的直隶设计了一个全省的治理蓝图,并兴起了一个治河的高潮.李鸿章在承袭传统治河理念的基础上,吸收和采用了一些新办法并极力筹措治河资金,"以工代赈",募用治河人才,打击破坏河务活动,使治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晚清财政的窘迫、吏治败坏和李鸿章治河方法本身的舍本求末,李鸿章督直期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直隶水灾频仍的局面.     

试论陶澍吏治的特点

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说:“封建时代的官僚,总的说来是压迫人民的。但就具体人物来说,还是有勤惰、好坏、腐朽和刚直之分……有的人还是比较有见地有作为的”。清代嘉道年间的陶澍,就是这一类封建官僚。王震小时候,曾多次听他作长工的祖父讲述过“清官陶澍的故事”。 陶澍(1779—1839)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由京官而外放,自小吏而总领一方,历任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期间,特别强调吏治,提出“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粮莠以安良善,别猾蠹以慎勾稽”,作为整饰吏治的方针。陶澍自己更能严格要求,“以身率属”。具体来说,其吏治的特点,可以用“勇、勤、善、廉”四个字来概括。     

灾害与明代吏治

受"灾异天谴说"的影响,明人往往将灾害视为上天的谴告,视吏治不修为重要的致灾之由,整顿吏治为重要的弭灾之道.为消弭灾谴,明政府一方面主动加强对整个吏治的整顿;一方面在官员因灾上言的推动下,在大臣因灾乞罢的传统之中对人事进行调整.可以说,灾害的发生为吏治整顿提供了重要契机.反过来讲,吏治对灾害也有着重要影响.明前期吏治较为清明则灾害较少,或有灾无害;明后期吏治腐败则灾害较多,或小灾变大灾.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动.     

丁宝桢与四川的盐政改革

丁宝桢(1819—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州(今织金)人。他的一生处在近代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局的时代。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步入仕途,一生服官数省达二十余年,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抚东督川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大胆地改革积弊,振颓起废,整顿吏治、治理黄河、修复都江堰水利工程、改革盐政、充实武备、劝办积     

《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暑》一书出版

由黎仁凯、衡志义和傅德元等三人合作撰述的《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一书,最近已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18万字,12章,49节,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讲直隶总督建制设立及直隶总来督署的情况,另一部分介绍清代历届直隶总督人选情况,其中特别着重介绍了李鸿章、袁世凯督直的情况.书后附有《直隶总督年表》、《新建保定总督公署碑记》和《直隶总督平面图》.直隶总督在清代各省区总督中居道席地位,特别是李鸿章、袁世凯督直,使之在清廷内政、外交、洋务和推行新政中占重要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座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直隶总督衙署,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     

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哲学反思——基于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现象、成因与现代转换的理性审视

中国古代吏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亦有其消极的一面.古代吏治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为卖官鬻爵、贪污腐败与收受贿赂、巧取豪夺.造成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祸源在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金字塔式的封建官僚等级乃古代吏治腐败践行的途径;封建法律制度的存在是古代吏治腐败的庇护伞;裁判员与运动员同为一人乃吏治腐败产生之温床.从古代吏治腐败所引发哲学反思即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实现古代吏治的现实超越与现代转换.     

曾国荃的吏治思想与实践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著名湘军将领。他与乃兄一道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又同曾国藩一样，在治军、为官、处世、教子等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他曾任浙江、湖北、山西巡抚和两广、两江总督，从政数十年，深谙为官之道。他执政期间的吏治思想既是对前人经验的传承，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出版《陶澍年谱》说几句话

陶澍是清代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湖南安化人。他一生为官清正,讲究吏治,在江南苦心经营多年,在整顿财政、改革经济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成绩,表现了较为卓越的管理才能,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家。他与他同时代人,如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左宗棠、姚莹、汤鹏等交往甚密,他们中有的得到陶澍的赏识,有的得到陶澍的培     

陶澍的两首对联

陶澍(公元1779年—1839年)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安化县人,是清代颇有名望的政治家,官至两江总督,吏治、理财、水利、航运诸方面均有成绩,同时,在文学上也有造诣。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陶澍奉命巡视中巡,仅半载,决狱八百有奇。当时,他在厅堂和座右各撰一联以自警,对杖工整,意义颇深。     

李卫其人及其对江苏省的兼理

李卫作为雍正朝的三大模范督抚之一,深受雍正皇帝的倚重,整个雍正年间都被委以重任,处理地方紧要事务。李卫在浙江总督任上,不仅将浙江省改革一新,还兼理了江苏省的诸多事务,对江苏省的海塘、营制以及盐政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得江苏省的吏治民风也大为改观。然而其性格上的不足却使他饱受非议,并使他在雍正皇帝去世后陷入孤立,影响了他的仕途与命运。     

雍正后期吏治的一个缩影——赵弘恩督治两江史实初探

雍正后期,清世宗为铲除废弛疎玩的吏治积弊,在任用名臣李卫督治直隶的同时,又擢拔湖南巡抚赵弘恩出任两江总督,一时有“北李南赵”之说。史界对李卫政绩多有了解,但对于赵弘恩却迄无研究,对其两江政绩以及历史地位更不甚了然,也就无从了解这段历史的原貌。文章主要依据清史档案及赵弘恩《玉华集》等史料,①对此略作探讨。     

雍正州县吏治初探

<正> 整顿史治,是雍正主要政绩之一。而州县吏治,又是雍正吏治改革的得要组成部分、本文仅就雍正州县吏治进行初步探讨。一.“吏治之本在州县”雍正始登皇位,在《谕知州、知县》的上谕中,即明确提出:“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认为“全省吏治如作室,焉督抚其栋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县其基址也。苟州县之品行不端,犹基不立,则室不固,庸有济乎!”为此,他告诫州县官吏:“尔州牧县令,乃京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贡赋狱讼,尔实司之,品秩     

宋育仁的吏治思想简论

治国之要,吏治为先。晚清以来不少爱国有识之士对吏治问题高度关注,宋育仁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吏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吏治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晚清吏治腐败的抨击和揭露,认为晚清吏治腐败主要表现在冗官成灾、损公肥私、官民隔阂等方面;二是对症下药,提出整顿吏治之举:严格官吏考核、监察制度,明确官吏的权利和义务,"均官职"等。     

丁宝桢编年事略

丁宝桢(1820—1886)，贵州平远人。以办理团练立功，出任湖南岳州知府。后又历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在山东六年，镇压过农民起义，又整顿吏治，治理黄河，备御外侮，受到清廷的表彰，调任四川总督。凡有兴革，不避怨嫌。丁宝桢是晚清督抚中之佼佼者。死后，灵柩运山东埋葬。清廷命在山东建祠纪念他。     

封建吏治散论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历朝历代帝王及其政治家,从巩固和加强政权出发,无不注重整顿吏治,以吏治国.然而,“吏治”这个政治大事.尽管经历代封建王朝花了最大精力研究实践了两千多年,却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好.吏治过于松懈,弊端甚多,直接危及着封建政权的生存.大凡开国之君或中兴之帝,目睹前朝吏治松懈导致人亡政息的严重后果,往往采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施政.汉武帝曾颁布《沉命法》昭示天下:若是群盗为害不报或不能捕获的,上自郡长,下到与治安有关的最小     

论清代总督的任期

总督是清代政治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联系清廷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政府的中间环节.常设定制八总督虽无明确的任期限制,但却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与科举制度及考绩制度有着内在联系,反映了清代政治演化的基本规律.咸同光宣时期与雍乾嘉道时期相比,总督人选上的满汉比例及总督的任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受湘淮系督抚势力坐大的影响,总督们的任期较大幅度地延长.     

嘉庆吏治评议

清王朝中衰之势,在乾隆后期业已形成,嘉庆亲政后所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其中又以吏治为核心.对于这一关乎全局的问题.嘉庆在思想上是有所认识的.他之所以毅然翦除乾隆重臣和珅,就是要为整饬吏治开路.但由于尚缺乏明确的整饬方针,因而实效不甚显著,概括起来是一个“软”字,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劝诫多而惩治少.从而走了一段弯路.中期以后,嘉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终于改变了方针,特别是在嘉庆十四年连续查处了几桩大案要案,严肃地惩处了一批大员要员,这标志着嘉庆吏治转入正轨.通过对嘉庆吏治的全面考察,当可使我们加深对清代中衰历程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