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息公开政策计量分析：权力主体、法律渊源与政策工具

[目的/意义]信息公开政策是国家引导和调控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手段,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重要规范。[方法/过程]文章运用政策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761条信息公开政策进行多维度测量,解析我国信息公开政策中的权力主体、法律渊源和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信息公开政策相关权力主体,虽然涉入有一定滞后性,但是整体参与度很高,权力协同较深;相关法律渊源关系切实反映出我国由企业信息公开向政府信息公开转变的历程,以及企业信息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全面发展的特色;基于内容维度和工具维度的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信息公开政策存在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结构欠佳等问题,未来应该加强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     

论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的关系

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政策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对"企业是不是技术创新的唯一主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政策的主客体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技术创新政策的直接客体之一,技术创新的客体也是技术创新政策的间接客体: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通过有关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而产生的.     

战略情景转变下中国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结构演进实证

本研究通过1980—2005年颁布的287项政策及2006—2008年间为了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中长期规划")制定的79项促进自主创新政策主体结构的分析,阐明在不同的战略情景下中国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结构的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创新战略的转变,中国创新政策主体正逐渐脱离单一机构制订模式,多机构合作出台政策的数量在显著增加,创新政策出台更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组织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增强.     

科技人才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对1978—2020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科技人才是第一科技资源,科技人才政策是推动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对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政策变迁及其动因对于政策体系化建设有积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1978—2020年科技人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等政策文件进行系统搜集与整理,利用对年份的主题聚类和重要事件法对科技人才政策变化阶段进行划分,利用政策计量分析对政策文本主题演化和发文主体协同网络演化进行分析。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1）科技人才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科技人才政策的着力点与各阶段面临的形势和发展需求高度耦合;（2）科技人才政策主体之间越来越注重协同,科技人才政策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同时,我国科技人才政策还存在政策协调和整合能力不足、缺少整体规划框架、政策“碎片化”和联动弱等问题。因此,亟需建立科技人才政策整体规划,进一步促进政策主体间协同,加强政策联动和系统设计。     

设计服务业创新政策的国内外比较及启示

摘要：设计服务业作为一种创意产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产业。本文对英国、芬兰、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等29个国家及地区的设计服务业的政策目标内涵、政策主体构成与政策焦点布局三方面通过归纳总结、具体剖析,并与我国设计服务业的创新政策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提出政策目标的构建要注重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协同发展,政策焦点的布局要符合设计服务业的发展特征,政策实施要基于多主体联合治理的网络体系,以及政策制定应实现具体产业政策与水平政策的延伸相结合的政策借鉴与启示。     

创新政策: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创新系统的视角

创新政策是推进创新活动开展、促进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主要遵循Wieczorek和Hekkert的研究思路,指出我国创新系统主要面临创新主体缺失、创新主体能力不足、创新环境有待优化这3个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创新政策的传导路径模型,研究创新政策的"政策内涵——政策功能——政策目标"作用机制,试图为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提供理论指导框架。     

面向科研全过程的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主体划分及责任界定研究

[目的/意义]厘清科学数据质量控制的全部主体,探索面向科研全过程的科学数据质量控制的主体责任。[方法/过程]引入数据生命周期理论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案例分析和归纳法,对15本科学期刊中的数据政策文本、涉及到的科学数据中心,以及国内外“数据质量”相关学术论文进行调研分析。[结果/结论]科学数据质量责任主体分为高校科研人员(机构)以及科学数据存储平台、高校图书馆、研究资助机构和专业协会、数据用户四类,各责任主体在不同阶段应承担不同的质量责任。数据质量控制的关键在于围绕各方参与主体,制定管理制度标准,优化流程环节,建立多主体协同的科学数据管理责任机制。     

多主体系统理论在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过程研究中的应用

本研究选取鄱阳湖区为典型区,在多主体系统理论(multi-agent system theory)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两个子模块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系统,其中城市土地扩张子模块采用有限扩散聚合模型模拟城市主体的定居过程,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子模块则通过模拟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鉴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复杂性,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子模块包括多种类型的主体和环境层.农户主体作为土地利用决策的直接制定者,是模块中最重要的主体,其决策行为主要有两种: 耕地扩张决策和耕地位置选择决策.在整个系统中,国家政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由一个政府主体来反映.通过对模型的校准,发现本研究建立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系统的模拟结果与实际观测数据相符较好,模拟精度符合要求,其中城市扩张子模块的模拟效果最佳,模拟出的城市发展规模和方向都与实际情况较为一致.同时,模拟结果也表明国家政策对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十分显著.     

论技术责任的主体

本文通过对技术责任的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技术责任主体基本构成的研究 ,在区分技术责任主体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 ,分析了技术责任主体应该是一个由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企业、国家等构成的技术责任主体群     

中国科技政策主体合作网络演化研究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绘制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科技政策制定主体合作网络图谱,提炼网络结构演化的模式特征;通过合作“广度—强度”二维矩阵分析政策主体在网络中的角色演变,并识别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核心主体在科技政策主体合作网络生成与演化过程中的功能演变及其对网络运行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科技政策主体合作网络演化过程中,整体结构优化与主体功能提升相互促进,并呈现出同步演化特征;中国科技政策主体合作网络演化具有体制改革推动和科技发展需求拉动的双重驱动特征。     

创新政策协调研究综述及展望

创新政策融合了科技、产业、财政等诸多内容，创新政策协调对于创新政策促进创新的效果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对于创新政策协调的一些关键问题尚不清楚，更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这些影响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开展。本文试图去弥补这一空白，首先介绍了创新政策协调研究的发展阶段，接着从创新政策协调的内涵、影响因素、主体维度、工具维度、测度和调整几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并进行研究展望，最终构建了创新政策协调研究的理论框架，以期为未来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区域创新政策协同——基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构建协同度测度模型对长三角和珠三角1202项创新政策展开量化评价与特征比较。研究发现:政策主体以主管科技资源和掌握行政和经济资源部门协同为主,协同深度不够理想;目标协同存在差异且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关;需求导向措施严重缺位,长三角的需求型政策与环境型政策表现更为协同,环境型政策措施与政策目标的协同较好,而珠三角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协同度更高,需求导向型措施与政策目标的协同性优于长三角;两区域的措施协同、措施与目标协同整体呈上升趋势。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确立——情境、内涵和政策

本文从三个亟待厘清的理论命题出发,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问题的中国情境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确立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机制。文章提出在市场化进程中,企业确立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创新体系围绕企业而不是政府运转;在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确立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本国企业成为全球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主体;转变政府职能是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确立的关键,在政策工具选择上要以完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为主,减少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制度

文章围绕如何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详细剖析了现行主体功能区政策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下,主体功能区政策制度系统化、差别化、协同化、激励化的总体思路,从加强政策制度顶层设计、分类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工具、强化政策综合统筹、健全政策实施评估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度的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孵化器投资主体结构的改进研究

我国现阶段企业孵化器的投资主体结构单一造成了众多弊端，基于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民营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源优势，提出了政策型风险投资机构与民营风险投资机构共同组建企业孵化器的构想，探讨了在这种投资主体结构下双方的权责划分和相对应企业制度。     

浅论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优先性

经济法主体有着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区别的特殊性,主要有主体范围的广泛性、地位的不对等性、角色的变动性等等,通过对企业、经济行政主体的具体责任的分析可知,责任的优先性也是经济法主体的一个特殊性.     

中国绿色增长政策执行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

    绿色增长政策是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强化主体协同合作是提升绿色增长政策执行效率的有效措施。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不同阶段中国绿色增长政策执行主体协同网络图谱,构建协同“广度-强度”二维矩阵,分析政策执行主体协同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及主体角色演化规律,辨识核心主体及其对协同网络运行的作用逻辑与影响趋势。结果表明：在中国绿色增长政策执行主体协同网络演化过程中,整体网络规模扩大,网络稳定性和信息传递速率提升,网络结构从独立松散向集中均衡转变;国务院、生态环境部、地方人民政府和个人等核心主体发挥主导、组织、协调和连通功能,构建绿色发展战略下的分工协作机制,进一步促进整体网络结构的稳定和高效。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接受和给付主体分析 ——基于110份接受主体和445份给付主体的问卷调查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接受主体与给付主体确定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和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文章首先基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理论对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概念、类型及其所引发的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其次,在对耕地保护主体类型划分及其行为分析的基础上,从耕地保护外部性供体的属性和特征出发,论述了耕地保护的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接受主体;同时,在对耕地保护外部性受体的概念、作用模式及其外业调查的基础上,界定和分析了耕地保护的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给付主体。研究表明,耕地保护区内经济补偿给付主体应为区内和区外所有获取耕地利用和保护生态社会效益的自然人(外部性受体),其中区外经济主体所获取的生态社会效益(耕地保护区际外部性)应在区际经济补偿实现的基础上,再通过区内经济补偿纳入到耕地利用经营主体(农户)的收益之中。经济补偿接受主体与给付主体的界定,从理论上解决了耕地保护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受益方与受损方模糊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明确耕地保护的管理主体、社会监督主体的责任和行为约束。     

沈阳市21世纪科技政策透视

以沈阳市科技政策(2000—2011年)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沈阳市科技政策进行详细、深入的量化分析,测量分析沈阳市迈入21世纪以来科技政策嬗变的趋势、政策主体之间的协同情况、政策工具的运用状况等。研究得出:沈阳市科技政策存在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失衡、政策主体间协同度有待加强、基础研究政策匮乏等问题。对科技政策历史嬗变轨迹的梳理、政策现状的分析以及发展趋势的探索具有非常大的学理价值和实际意义,为我国各类公共政策的文本分析和定量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浅谈职业教育政策的几点价值取向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相对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来说发展相对缓慢。给予职业教育以政策上的倾斜,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将成为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