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著地记:六朝佛教本土化的文学表现

六朝僧著地记,是魏晋时期佛教宗教精神与本土地记文学结合的产物。作为本土僧众兴起之后出现的一类佛教文学体裁,僧著地记将佛教义理与文学风尚相融合,寓佛理深意于地理事迹,合宗教精神于文字辞章。     

世间好语佛说尽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当西汉末东汉初传入我国,与我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成为我国最具影响的宗教。在近两千年的岁月中,佛教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天文、医药、建筑     

从清源山碑铭看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

历史上泉州的宗教包括本土的道教、民间信仰和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他们共同并存,和谐共处。通过清源山碑铭,阐述泉州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睦共处,共修纯阳洞。僧俗共修寺院,儒释道三教徒共游柴泽洞,反映三教合一,和谐相处;龟山寺民间信仰的祖先崇拜共祀,书院、祠堂的共修,说明民间信仰与儒教、儒教与佛教关系密切等。     

汉代宗教结构的演变与意义

汉代本土宗教结构发生演变,佛教初步传入。汉代大部分时期宗教都显示出本土纯粹性,如天人合一、谶纬、西王母信仰、方士信仰等,随着佛教传入并与本土宗教融合,我国宗教发展的本土纯粹性被消解了。     

再论“变”和“变文”

对变文的源和流概而言之有三:外来说,本土说,合流说.通过从传统文学对"变"的解释看非佛教变文及从经文和"变"的关系看佛教变文的论述,证明变文这种体裁源于中国本土文学,形式多样是题材不同而非体裁之异.     

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文学整理开发的必要性

甘孜旅游发展必须打造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的核心。甘孜旅游文学的特点是散逸民间,与佛教人物、宗教生活相联系,与自然景物和社会精神生活紧密联系。甘孜旅游文学的整理开发有助于推广藏族文化,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精神内涵,进一步美化自然和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     

论佛教与魏晋六朝文学

佛教于汉末传入中国之初，曾被视为方术，只是作为中国传统道教的附庸而在民间流传。至晋时，因谈虚无，与玄学融合，广为中土上流人士所接受。刘宋以后以至整个南朝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和大力提倡、广开佛寺、组织大规模的讲经和译经，甚至身体力行、舍身入佛等，都使佛教在中土滋长尤甚，以致其发展远远超出中国本土的道教而成为中国又一大教，为中国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纵观这一时期的佛教，其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土民间的广泛流传，以及对上层阶级甚至是皇帝所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就必然以不可阻挡之势渗入到人阶层的日常交往与创作活动中，而在诗、赋、中有所表现(小说因出现较晚，此不多论)。笔试图从佛教与魏晋六朝人与学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加以论述，而实际上这也正代表了佛教这一外来事物对中国化的深层浸染和逐步征服以至最终被接受的过程。     

明清小说与佛教善恶“因果”观的中国化

明清小说是佛教善恶“因果”观中国化的重要推手。一方面,明清小说吸收和借鉴了大量佛教文化,包括民间独特的佛教内容、悖离现实的表现手法以及佛教强烈的人文关怀等,拓展了佛教善恶“因果”观在中国的传播渠迳,促成其进一步被广大民众所认知、接纳;另一方面,明清小说利用本土文化,对佛教善恶“因果”观进行了选择性改造,包括将传统“宿命论”与“业报”观念紧密结合、突显善恶“因果”的执行者、对“善”与“伪善”的关系进行辩难等,合理解释了佛教善恶“因果”观之科学性的同时,促成其中国化的重要一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取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中国人在实际的佛教生活中坚守奉行的善恶“因果”观。     

日本文学与佛教思想——《源氏物语》与《平家物语》的比较

在日本原始神道的基础上,佛教经过几世纪的磨合,被日本本土文化吸收、改造、融合而走向了日本化,本文以《源氏物语》和《平家物语》为例,阐明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佛教思想对日本文学的不同影响。     

江西民间佛教与女性信仰

佛教信仰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正信,一是民间佛教。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女性信众接受正信相对困难,是故唯有民间佛教与其更为接近。江西自古以来是佛教胜地,民间佛教也非常发达,拥有着众多的女性信众。社会风气为女性信仰佛教造成了限制,但也提供了契机。佛教民俗活动中,女性则占有重要的地位。总之,民间佛教和女性信仰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