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乃陈国后裔——孙武世系考述之一

孙武,字长卿,通常都说春秋末期齐国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但《吴越春秋》却说:“孙子者,名武,吴人也。”《东周列国志》也说孙武是吴人。当然《东周列国志》是小说,所言不足为据,但今人也有持“孙武为春秋末期吴国人”看法的。有人在三十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撰文说:“《吴越春秋》以武为吴人者,误矣。”说孙武是齐国人,这并没有错;说孙武是吴国人,确实有误,但也有其因由。如果循着历史的轨迹去寻找,我们可以更确     

春秋时代县大郡小

近日翻阅旧杂志看到《古代政治地理常识》一文(载本刊1982年6期),简要通俗地介绍了我国古代执政区划的演变和沿革。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读历史,还是学古文都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观念,也要有清晰的空间观念。但是该文说:郡县始于春秋时代,郡与县在当时无分大小,也没有统率与被统率的关系。到了战国,才确定以郡统县。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县大郡小,由县统辖郡。《逸周书·作雒》: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新版《辞源》3104页     

汉代郡县关系探析

西汉前期受秦及楚汉战争时期郡县关系的影响和防御关东诸侯王势力的需要，县在经济、行政、军事各方面保持着较强的实力和相当大的自主权，郡对县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管辖。随着诸侯王问题的解决和乡里社会的分裂，政府经济政策、选官制度的变化。县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失去其独立性而为郡彻底控制。     

略论《考工记》车的制造及工艺

《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系统记录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专著,书中列举的“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共计三十个工种,包括了当时官营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主要部分.对于它的成书时代,众说纷纭.有周人所作说①,春秋末期齐人说②,战国成书说③,汉人所作说④等等.从《考工记》记载的内容,结合考古材料及我国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我们认为该书成于春秋末期的可能性较大⑤.《考工记》虽成书于春秋末期,但它却是对商周以来、特别是西周以来的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记录和总结.《考工记》说:“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⑥这是对夏、     

东汉西北地区国家统治机制探蠡——以上郡（安定）属国为例

汉简《讨羌檄》中虽存错谬,然大致恢复其原貌后,亦可为探讨东汉西北地区统治机制的问题来源。通过分析《讨羌檄》中的诸问题,可以发现：东汉一朝西北地区存在六种统治机制,分别为：督率、监军（以上两种皆暂时之制）、属国、别领、郡县、特殊别领（原郡侨置,属国领郡之旧土）。因北地郡人口稀少,郡县统治的根基不牢,故上郡属国与安定郡之三水、安定属国与上郡之龟兹出现了介于“别领”与属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特殊“别领”。     

再论"郡"的起源

郡的起源是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以往的研究大都是讨论“郡这个字”的来源，而不是讨论“郡这种制度”的来源。我认为县的地位的下降及其军事职能的丧失，是郡这种制度或说是郡县制产生的内在动因。战国中前期，郡的性质应该是一种军区，进入战国后期，郡的职能逐渐由军事向行政、司法等方面扩展，军区性质的郡也就逐渐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区性质的郡。     

战国秦朝洞庭平原中心城邑的产生及演变

运用中心地学说及“核心—边缘”理论,对战国秦朝洞庭平原楚秦势力主要聚居区及中心城邑作一讨论。从自然景观、文化遗址分布及交通形势看,战国中晚期沅湘下游楚人主要聚居区有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即从沅澧向湘水下游转移。在此过程中,湘水下游的长沙由一普通县邑变为沅湘最重要郡城。沅澧下游的楚“采菱城”等城邑被秦军毁灭后,秦重新在此设郡县,其中沅水下游的临沅、索等县当与新出里耶秦简牍中的“洞庭郡”有关。     

晋、宋时期安徽侨郡县考

侨郡县是我国历史沿革中特定时代的特定名词。侨郡县的设置限于东晋和南北朝时代。当时我国北方人口大量南流,为了安置这些流民,南方朝代(主要的是东晋和刘宋)陆续设置了许多侨郡县。地处南北之交的安徽,除大量的北方人流入外,本地人也往南流,因而在安徽设置的侨郡县特多。搞清楚安徽的侨郡县对了解安徽的地理沿革、人口变化和经济发展,是有意义的。安徽的侨郡县设置在淮南和皖南傍江地区,有的郡和县都是侨置,有的郡是原有的而县却有侨置者,郡县之上又有侨州,情况十分复杂。     

点校本《宋书·州郡志》辨误一则

荆州刺史:……宋初领郡三十一,后分南阳、顺阳、襄阳、新野、竟陵为雍州,湘川十郡为湘州,江夏、武陵属郢州(按:点校本(《校勘记》曰:“‘武陵’各本並作‘武阳’,孙(?)《宋书考论》云:‘武阳当是武陵。’按孙说是,今改正。”随郡、义阳属司州,北义阳省,凡余十一郡。(第1117页) 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乡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雍阳侨立雍州,並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第1135页) 今按:据上文可知,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前雍州侨立于荆州之襄阳而无实土,至是年始分荆州之襄阳等五郡为实土襄州,而雍州之侨郡县则寄寓于五郡界。但志手荆州刺史条下载此五郡为襄阳、南阳、顺阳、新野、竟陵,而于雍州刺史条下载此五郡为褒阳、南阳、顺阳、新野、随。二处所载,四同而     

"祖先崇拜"与"礼"

在中国古代，血缘作为维系人们关系的纽带作用十分强大，祖先崇拜不仅是原始社会末期祭祀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形成后的父权与君权交叉重叠的渊薮，于是事父与事君的“孝”、“忠”准则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礼制的核心内容，并对后继的中国社会以强势影响。     

“蒙古衙门”与其首任承政阿什达尔汉

“蒙古衙门”是爱新国对蒙古政策的具体执行部门，“蒙古衙门”的设立时间当在天聪五年以后，在天聪六年至八年（1632—1634年）间。最初由阿什达尔汉任承政，塔布囊达雅齐、巴克什尼堪等人参与。蒙古衙门为笼络蒙古诸部，建立满蒙联盟，打击察哈尔林丹汗，进而统一漠南蒙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将之道“与“做人之本“——透析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素质教育内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为将之道"所包含的素质教育的深刻内涵,昭示着它们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做人之本"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故将素质教育寓于每一门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不失为一种提高大学生素质的有效途径.     

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道"

从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中去”这一视角出发 ,通过“时间性”境域和“语言”之途 ,海德格尔阐释了其现象学存在论的“存在”之道 ,使得生活与思想的表达在一个原发的“境域世界”中充分贯通 ,这样 ,就跳出了西方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二元分立的襁褓 ,使得各种在世的问题都澄现出来并获得解决     

一代"宰相之杰"张居正的另一面

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张居正,他从寒微中奋起,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之时,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协助小皇帝,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使日趋衰败、充满危机的明王朝有了起色。然而在他辉煌人生的背后,却暴露出了他勾结宦官,偏信阿谀奉承、独断专行、任用私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败坏国家制度的一面。本文就是要从这些方面来展示一个历史上真正的张居正。     

"差强人意"--满意,还是不满意?

本文收集了各类报刊友网络上成语“差强人意”误用的例子。考察了该成语在古文献中使用的状况及其在词典上的释义，并在此基础上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对其误用原因进行了分析。     

"江郎才尽"新论

“江郎才尽”早在宋末齐初江淹35岁前后业已开始,到永明年问彻底“才尽”。要解释为什么江淹壮年即出现“才尽”的现象,固然可以在永明以后去寻找答案,但更重要的应该从永明以前,乃至江淹35岁以前去寻找。文学交游的贫乏是造成他壮年即“才尽”的重要原因。考察江淹“才尽”前后文学交游的贫乏,我们会为“江郎才尽”找到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共同富裕的伦理伦证

任何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的发挥以及理论在实践中的实施都离不开理论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正是有了其伦理的合理性、正当性和规范性从而得以实践中广为宣传和顺利实施。     

翻译切不可想当然

2008年第10期《英语知识》中From Prison to Ph．D．一文中汉语译文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予以指出并与大家探讨．     

论儒家文化中的“为师之道”

儒家文化经典中记载着我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万盛先师,其为师之道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基础;述而不作,敏而好学为准则;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为方法;力行近仁,以身作则为风范,对我们今天的教师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