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简《诗论》第23号简看孔子的诗乐思想

上博简《诗论》第23号简对于《鹿鸣》一诗的评论,主要是对于《鹿鸣》乐曲意境的分析。简文"《鹿》以乐………",意谓《鹿鸣》作为配乐之诗如何。以下的简文则主要是对于这首乐曲意境的具体阐述。简文可以和文献记载互证,为认识孔子的诗乐观提供了新的证据,不仅如此,还为复原《鹿鸣》古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考资料。     

从上博简《诗论》看《关雎》的主旨

关于<关雎>的主旨,汉宋儒者多持颂扬"后妃之德"说,近代以来学者多持男女情爱说.<论语>载孔子论<关雎>则强调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于"哀而不伤"的含意,人们一直不得确解.上博简<诗论>有关于<关雎>诗的较多的评析,对于我们理解是诗主旨颇有启发.它以"色"、"礼"、情感之说论析<关雎>,远较传、笺和宋儒的"后妃之德"说更接近<关雎>一诗的本义.     

从《乐记》论孔子“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解释思想,也是中国最早、最为基本、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学原则。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孔子何以要"述而不作",以及孔子如何"述而不作",凡此皆可借助《乐记》这一儒家经典文献获得深一层理解。"作"与"述"的观念跟古人解释"乾"与"坤"、"乐"与"礼"、"道"与"德"关系的思想方式相同,二者一体而二面,相对待而成立、而存在。"述而不作"是孔子对自身文化处境和身份的自觉意识,对"斯文在兹"历史使命的主动承担。孔子通过解释"六经",传承并开显礼乐文化精义,以天地之道和人性之端为礼乐根本,并将"礼乐之情"与"礼乐之文"结合起来,其"述"充满创造性。孔子在述文武周公之志时,向世人演示了"述而不作"的生动范例。孔子之被称为"圣之时者"、"至圣",与他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密切相关。此一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重大。     

比较“三言”与《十日谈》中的商家女子

“三言”和《十日谈》中的“商家女子”是当时时代背景之下出现的特殊群体,它形象地反映了商业和手工业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意识。通过对黄善聪和齐纳芙拉的形象分析,从特征共性中理解工商业对妇女解放的促进作用和商家女子既开放,又有一定依附性的价值观念。从而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集体失语所导致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背后隐藏的作者审美理想和内心深处的矛盾产生了新的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对当时特殊的社会风貌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和感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     

三论《红楼梦》的“主义”

三论《红楼梦》的“主义”周思源运用什么创作方法，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同样的生活积累、素材、观念、情绪，用不同的创作方法可以使它成为大不一样的作品。由于对涉及创作的主观与客观的众多因子的扬弃、搭配、调制、改造的方式各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     

西藏故事的“文化零折扣”追求——关于图书《第三极》及“《第三极》现象”的思考

<正>西藏,青藏高原,以其壮美自然的风光和朴实的生活图景吸引了无数的关注和迷恋。在以西藏为主题的大型系列纪录片《第三极》陆续在央视和其他视频平台热播之际,五洲传播出版社获制片方授权,于近期隆重推出图文版《第三极》(中、英文版分别于5月、8月出版)。同名纪录片、图书先后推出,殊成西藏文化传播的"《第三极》现象"。中西方视角下对哲学原命题的思考地域文化的魅力蕴含于人类和自然关系及人类个体生存的原命题之中。西藏被称为"第三极",是从相对于     

论“三言二拍”中占卜的叙事功能

"三言二拍"中部分小说故事将科考的士子与占卜结合在一起,从叙事功能看,这类故事大致以"占卜—行动—应验"的预叙结构框架构架整个小说故事,使小说故事更具完整性。在小说故事中,占卜大多数出现在开头与转折,不仅对情节的发展起指引方向性与放慢故事节奏的作用,也有助于有塑造人物形象。     

“言”能否用来把握“道”?——以《逍遥游》为中心

"‘言’能否把握‘道’"是《庄子》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言"是无法用来把握"道"的。首先,因为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局限,作为主体的人很难完全认识到作为客体的"道",那么人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也总是狭隘的;其次,人的语言往往带有目的性,这与"道"的自然性相违背,出于这种目的性而表达出的语言也总是歪曲的。     

略释《水浒传》中李逵的绰号“黑旋风”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旋风中有鬼神的传说。由唐代元稹"争唾小旋风"诗句可知,《水浒传》中柴进绰号"小旋风"在唐宋俗语中或有小鬼之意,而李逵绰号"黑旋风"则可能是宋元时人对邪神恶鬼之别称。"黑旋风"所寓凶神恶煞之意,也暗合《水浒传》中"杀星"临凡的道教传说。     

论钱锺书诗学批评中的“以史证诗”——以《宋诗选注》为中心

钱锺书对于“以史证诗”虽然多有批评,但其学术研究中却多有采用之者,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宋诗选注》之中。《宋诗选注》中的这些“以史证诗”的诗学批评在思想理路和实践层面上显示了“以史证诗”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具有的活力和价值——即“以史证诗”不仅仅只是通过历史史实的考据证明诗歌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亦可反向释证诗歌的艺术虚构性,阐明诗人的隐含的现实寓意。钱锺书的“以史证诗”所展示的以文学为本的学术品格对中国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图书学分类”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图书学分类"著录通俗小说,以区别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的"文学史分类"。在学术源流上,孙楷第在总目上"沿宋人之旧",以宋代说话家数作为分类的理论依据,是通俗小说专科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体现,与这一时期逐渐深化的小说史观念殊途同归。在分类特点上,孙楷第虽在子目设置上"依小说史略",却在具体实践中与"文学史分类"呈现出"编目"和"撰史"的本质区别。在创新意义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基于对稀见小说文献的搜辑,首创"劝诫小说"子目,以此为个案,可一窥孙楷第对小说文献的发现、著录、归纳之功。孙楷第对通俗小说的编目实践,足以作为一家之言而受到充分肯定。     

根据“三言”改编的戏曲与原小说的比较研究——以《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与《望湖亭》为例

沈自晋的世俗喜剧作品《望湖亭》是以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为底本改编的。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改编的戏曲作者通过增加关目和人物,引起故事情节及其结构的变化,使其更加完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作者借用一些其他因素,如风雪、科举、神话色彩等,使故事情节更具表现力,增添了舞台效果。此外,通过结合沈自晋和冯梦龙的生平、所处时代特色、人文思想及作品体裁等几个方面,可以发现隐含于其中的不同的婚恋观,对其文本细读和研究能够探讨出其中的原因。     

《来自华南的明信片》诞生记——“华南明信片”如何飞上《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2008年8月31日刊登了专栏作家托马斯&#183;弗里德曼的文章《来自华南的明信片》,有人戏言,这是在给广东免费做广告。这段中国对外传播的佳话源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一本闻名全球的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隐曼的“神交”,早在他任重庆市委领导期间就十分赞同《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表述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观念,并号召当地官员阅读此书,他还邀请弗里德曼到重庆做客,     

重释卫礼贤对《论语》“道”和“仁”的译读

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来到中国后,对孔子和儒家学说从积极肯定转变为狂热崇拜,并将《论语》翻译成德语出版。本文对他在《论语》德译本中对"道""仁"等重点词语的翻译和解读进行了分析,尝试揭示他的传教士身份对他翻译的影响以及他通过翻译所传达的对《论语》和儒家思想的理解。     

论聊斋戏“青梅”——以《梅喜缘》《青梅配》为中心

《聊斋志异·青梅》故事情节完整、曲折生动、贴近社会生活。故剧作者以《青梅》为蓝本,增改故事的某些情节,如淡化青梅与阿喜主仆二人的情谊;增加王员外与家童的对话;改阿喜赠钗为青梅赠钗;改"一夫二妻"的结局为"一夫一妻"等,采用符合戏曲表演的语言,改编而成传奇《梅喜缘》、川剧《青梅配》。从中可见聊斋戏改编的总体特征:清代聊斋戏多选择与现实社会相关的作品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兼以说教劝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川剧聊斋戏则多通过喜剧表演以反对旧制度、宣传新思想。     

战略传播视域下《中国日报》“一带一路”报道评析

正《中国日报》是境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英文报纸,也是国际受众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涉外项目,是媒体对外传播的重要议题。本文以《中国日报》2013年至2019年"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探讨媒体参与国家战略传播的实践问题。     

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观之于“《诗》无达诂”生成的意义

董仲舒今文经学解释观的全部精蕴在于一个变字。不管是他的名号论、辞指论等言意观,还是他从变而移的《春秋》解释思想,以及他的经权常变理念和具体的引《诗》活动,都直接孕育并促成了《诗》无达诂这一显赫命题的生成,或者说,《诗》无达诂作为一种解释经验和理解旨趣,本身就是从董氏的今文经学解释观念和阐释实践中提炼而来。     

《文心雕龙·辨骚》“博徒”一词褒贬新议

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篇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对于"《雅》《颂》之博徒"一句中"博徒"一词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这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笔者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认为"博徒"一词需要在文献的基础上做出合乎文本的解释。本文通过对汉代以来"博徒"一词的用法,结合骈文对仗的写法分析"博徒"一词的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博徒"一词确为贬义色彩,并且据此阐明刘勰的用意。     

“诗”与“诗赋”之间——以《汉志·诗赋略序》诗赋观为中心

由于《汉志·诗赋略》从《六艺略》之《诗》家别出,故"诗赋"与"诗"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在《诗赋略》序文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从春秋赋《诗》制度的衰亡到失志之赋的创作,完成了对《诗》文化价值功能的衔接与转化。荀卿、屈原的赋文创作实现了对诗讽谕之义的传承,而扬雄、刘氏父子及班固的赋观念则表现了对诗之讽谕和古诗之义的坚守。序文中的歌诗观不仅与《诗》家序"哀乐之心感,而歌永之声发""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观念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对其也有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