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说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 ,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 ,考据学发展至鼎盛 ,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 ,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 ,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 ,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 ,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 ,考据学发展到鼎盛 ,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 ,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 ,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 ,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说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井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掘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试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钱穆清代理学观述论

钱穆先生将清代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认为清代理学无标志性人物,也无清晰脉络可寻,但并非"竭而无余华"。他提出"每转益进"说,指出清代理学承袭晚明儒学而来,在乾嘉时期经戴震、章学诚等人发扬光大。钱穆治清代理学的特别之处在于认为考据学是理学的一个环节,高扬理学而贬低考据学,甚至将清学史写成理学史。钱穆看重学人的立身处世之操守,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以理学济世,弘扬民族精神。     

章实斋评戴东原——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二

会稽章学城字实斋,休宁戴震字东原,都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章氏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戴氏是著名的思想家。由于章学诚在做学问上强调“经世致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对脱离当时现实生活的考据学(亦称汉学)笼罩整个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抱着“持世而救偏”的宗旨,因而对这种处于官学地位的考据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批判中间,势必     

从“仁”和“性命”之解说看阮元的理学思想

阮元是清代中叶的汉学领袖,但在理学上,他也有卓越成就。本着“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理路,他从古训入手,通过语义分析求文字本义,对理学核心范畴作了一系列精辟阐发。他之论“仁”,是以“相人偶”为解,认为“著于行事,始可称仁”,批评理学家“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的体仁之方。他之论“性命”,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性不能“绝”,只能“节”;规范的标准在于礼治。他对唐代李翱的“复性”说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李翱把“性”“情”对立起来,以为只有破除情之蔽,才能恢复“本性清明”,这是“杂于二氏”、“由庄入禅”的谬见,不能作为发展儒家义理的依据。阮元的理学思想颇有独到之处,尽管某些结论可能有一偏之失,但就整体而言,可为义理之学开出一片新天地,是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理学与晚清社会

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学中的重要派别,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于官方哲学的显赫地位。清朝初年,程朱理学一度被统治者大力提倡,但很快被考据学所压倒,跌入低谷。嘉道以后,清王朝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再度倡导理学,以至在咸同年间出现理学复兴的局面。晚清理学分为理学主敬派和理学经世派,继续受到清王朝的支持。理学经世派标榜“义理经济合一”,影响了当时的政风、学风,给晚清理学打上时代的烙印。理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不仅及于政治、学术,而且还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笔谈）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屡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日本学者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其严整的考据与解释学的新视角，尤其引人注目，该书中译本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契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3月）。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进行了多向度的深入阐发。本刊从与会学者的发言中，编发了这组笔谈。高瑞泉认为，章学诚虽然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学术异数，但在不同于道统论的哲学视野中，章学诚的思想却提示着可能通达真理的道路。许苏民将章学诚的道论思想置于16-18世纪中国哲学启蒙思潮的背号下考察，通过与笛卡尔论“我思故我在”的比较，指出章学诚哲学的第一原理“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为其进行道统论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与许文相辉映，董平从历史哲学的纬度阐释了章学诚的“道论”，从“道”的现实性与历史性、“道”与六经的关系等方面追溯了章学诚与南宋浙东学派之间深刻的学术渊源与思想传承，同时对余英时有关此问题的论述做了积极回应。付长珍进一步收缩研究的视域，通过对“宋学”内涵的解析和清理，指出章学诚所提倡、所坚守的是一种义理和知识并举的儒学发展路向，揭示了章学诚儒学之道的宋学向度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针对戴震与章学诚这段学术公案，吴根友发前人之未发，主要从学术方面和伦理道德方面重新审视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山口久和则从现代人文科学的角度，着力挖掘章学诚历史思想中蕴含的语言理论和文本理论。通过解构语言学家王力的训诂学理论和章学诚的语言理论，探讨了新考证学的可能性。章益国试图接着山口教授提出的话题，对“章学诚的言意观”作出进一步延伸和论证。他对章学诚的“史意”做了独到的诠释，认为史意作为一种默会知识，是没有具体实指的“意味”，是一种“非传递性理解”，类同于传统哲学诗文论中的意韵、意境等范畴。本刊希望这场讨论能够进一步唤起学界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关注，旨在共同拓展章学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编者按]     

程朱经学教育思想探析

本文指出，程朱经学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内涵包括：罢去词赋文章之学，突出经学教育之宋学时代精神的重要性；“四书”教育；“六经”教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重视“四书”义理之学的教育；经学教育与理学教育相结合。并论述了程朱经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的内在转向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了乾嘉时期,过于偏重对经典作客现实证的研究,而缺乏对其思想意义的关怀,与清初的经世学风相比,考据学形式下的经学实为一套知识体系而非价值体系.乾嘉学者中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对考据学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判.而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判与这些人基本相类,甚至在学术路向上与汪中、凌廷堪等考据大家也有趋近之处.这反映出,清代中期的考据学自身在发生着某种内在转向,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评与这一"转向"遥相呼应,他的思想是清代考据学思想的"综合"和"会通".     

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

顾炎武“理学,经学也”这一著名命题,是试图对“理学”概念作一种历史释解,并表明了他所提倡的社会改造理论的一种致思趋向。现代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批评了全祖望的说法,以为全氏之说缩小了顾炎武“经学”所涵盖的内容,而认为顾炎武此论主要是区别古今思想的异同离合和批判理学－禅学式脱离现实的空谈。宋人所论“理学”,即顾炎武所述的“今之所谓‘理学’,已非孔子儒学;其专论“心”、“性”,空谈义理,故顾炎武斥之为“禅学”。     

试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自刻本

嘉庆元年,清王朝已现颓败之象,但考据学家仍囿于烦琐的训诂考据,纷争门户而不思救挽。为扭转学术风气之偏,章学诚刊刻《文史通义》,并借此构建新的史学体系,一方面倡言史学,为史学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提倡“学术固期于经世”的治学宗旨。     

《周易程氏传》中的理学旨要探微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不仅是一部易学著作,更是一部理学著作,是宋代易学与理学交融的杰出成果之一。程颐是在严格的儒学立场上对易传进行注解,基于“理本体”的视域中去考察易传之义理。他运用理学思想就易传中的问题进行新的解读与阐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有理性特色的范畴和命题,其易学特色可概况为“阐明儒理”。具体而言,他利用理学的范畴对传统易经进行新意解读,如“理气”“天命”“体用”等,从而建构起理学模式中的易经体系。就其理学内容而言,他基于“理本体”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理”与“象”的问题,将一般意义上的“天下之道理”上升到具有哲学本体性的“理”意义,详细地区分了形而上下以及“象”的中间地位,提出“因理以明象”与“因象以明理”的辩证关系。     

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述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四库馆臣对明代考据学的评价

明代考据学是明代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对于明末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明代考据著作之体要为考察对象,可以洞见四库馆臣这一学术共同体对明代考据学的认识,包括馆臣对明清考据学关系的认识,即承认明代考据学对清代考据学"导夫先路"之功。相对于明代理学末流空疏的学风,馆臣对于明代考据学著作无疑更是偏爱,但由于无法与乾隆时期日趋缜密的学术风气相比,馆臣也对明代考据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程朱理学与书院

<正> (一) 在讨论程朱理学与书院关系之前,先对程朱学作一简要说明。 理学(亦称道学、宋学或新儒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学《六经》《四书》的义理为特点的义理之学。从狭义来说,是指程(颢、颐)朱(熹)和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因为他们均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本体,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不过前者认为“理”是客观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是先天地而生并派生万事万物的;后     

殊途同归：对训诂与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与戴震阐释学思想探微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可从传统中寻到滋养。训诂与义理,是中国儒家阐释传统中两条清晰的路径,千百年来此消彼长,亦有辩证统一。到了集大成之清朝,戴震与章学诚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都致力于超越训诂与义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章学诚以校雠为方法,建构以史学为中心的阐释思想;戴震以考证为手段,致力于明晰义理。二人在考证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一隐一显,一者不掩锋芒,直书己意;一者以考证为掩饰,有志闻道,可谓是殊途同归。     

从《孟子字义疏证》看戴震与孟子思想上的差异

<孟子宇义疏证>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戴震最重要的义理著作.在该书中,戴震欲以疏证孟子达到批判程朱理学的目的,书中虽以疏证为题,但戴震在思想上与孟子有本质的差异,这是我们在考察<疏证>一书在古文献学方面应该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