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媒介域”与华夏精神形塑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玉器是史前天文观测和传播天文知识的主要媒介,后发展为神器、法器、礼器、饰器和葬器。围绕着史前玉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媒介域”。玉器“媒介域”发挥着记忆工具、权力装置和社会组织核心的功能,建构特定的时空组合。围绕着玉器这一“媒介域”,形成了中国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伦理观与传播观。史前玉器对华夏传播至少有三个方面深远影响：一是以“器以藏礼”的方式承载和传播礼乐文明;二是传播仪式观的思维取向成为理解华夏传播的重要线索;三是史前玉器“媒介域”使得传播权力高度集中,对于理解传播权力变迁与圣王崇拜有启发意义。     

深入本土:近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学术走向

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面向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迄今已走过近30年的发展历史。近10年来,华夏传播学的研究飞速发展,这既与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文化自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有关,也体现了传播学科发展的内在趋势。本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近10年来发表在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上的417篇相关论文及其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华夏传播研究近10年的学术图谱。研究发现:2012―2022年这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发文量呈“井喷”之势,不论是作者队伍、课题资助,还是研究的议题和理论视角都日益丰富。在研究方向上,古代政治传播是近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重心,主要围绕政治实践、观念、制度和媒介四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线上,“先秦”和“宋代”的传播现象相对更受到重视;在本土理论和方法探索上,传播考古学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对西方主导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进行批判性检视和反思,在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国本土传播现象的同时,有意识地彰显中国视角,尝试建构传播学的中国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     

自“名”而“动” 由“人”及“物”——中国古代“媒介”概念的意义变迁

本文运用历史语义学方法,考察了媒介这一传播学关键词在古代中国的意义变迁过程,发现其最早见于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而非国内传播学教材中普遍认为的《旧唐书》。它最早的意思是媒人和引荐者,该词义在历史文献中一直延续下来,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在人际传播中对于仪式感的重视。到晚清,媒介的词义发生变化:一是增加了动词的词性,并开始指代更宽泛意义的介绍人;二是超越了指代人的范畴,开始指代起连接、交流作用的事物。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传播观念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封建社会的解体和外来文化的进入,这也导致了现代意义中的媒介概念在近代文献中的出现。     

数字时代的记忆：从“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

“档案”一词已成为所有可想象的存储和记忆形式的普遍隐喻。然而,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恩斯特认为,档案并非专门用于记忆,而是用于数据存储的纯技术实践：我们添加到档案中的任何故事都来自外部。档案没有叙事性的记忆,只有计数形式的记忆。恩斯特认为,在数字文化中,档案实现由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的演化,关键在于数据持续传输过程中的动态性。由此,档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喻”,蕴含无限的可能。     

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北大核心

法国媒介理论学者米歇尔·塞尔所建构的传播哲学,诠释了媒介中介性、噪音与混沌等信息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而打破了传统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界限,成为德法媒介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以塞尔思想中的“信使”形象为主轴,通过描绘其所创建的“信使研究计划”来透视其传播哲学思想,并以作为本体论和作为方法论的赫尔墨斯为思考维度来勾勒其建立的“关系哲学”。在此基础上,将塞尔的传播思想与德布雷和克莱默尔等其他欧陆媒介学者的思想进行关联和对话,并思考在信使自身形式越发多元、媒介社会环境越发混乱的当下,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传媒:从“传”到“媒”的演进

在现代传媒环境中,社会上个体随机事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推波助澜,随机、无序事件的“蝴蝶效应”影响着现有的社会秩序,冲击着当今的社会结构.本文从后工业化时代社会个体活动的时空更加随意、更加个性化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个体活动造成的事件的随机性与无序性,以及其心理需求在“实现自我”之前,需要“认知与审美”,求知与从众引发表达、跟随、围观的原因.作为社会秩序管理者,面对“将社会个体行为纳入社会行为规范的同时,制度化地满足社会个体的诉求”这一挑战,应视为完善社会行为准则、创新社会管理的机会.涉及“社会行为准则的提升、社会公共知识的数字化、数字知识的公共服务及其管理与运营”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需要融合“文理工商”,深入研究,寻求普遍规律,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作为传媒机构,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创新服务,系统科学地从“信息传播”向“知识媒介”演进.     

对“倾诉”的倾诉——隐私倾诉：一种新的媒介文化现象

1997年北京青年报女记安顿根据当事人的口述进行实录，在《北京青年报》上首开隐私倾诉的专栏，然后集结成《绝对隐私》出版。这个事件具有非常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种新的媒介现象的出现。今天，当你翻开报纸，“隐私倾述”、“情感实录”等栏目触目皆是；广播电视各类谈话节目关涉隐私的也越来越多。悄然之间，媒介对隐私的追逐变成了隐私所有在媒介上的主动倾诉。隐私在媒介上的传播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媒介现象。     

媒体动员社会救援力量的“信使功能”

何为民生新闻?通俗地讲,民生新闻是都市类甚至一些县级新闻媒体把大家的困难告诉大家,让大家关注大家、帮助大家。进一步说,民生新闻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从百姓的视角看问题,把老百姓身边刚刚发生的困难事、不幸事、不平事告知社会,通过新闻传播和评论发挥和强化媒体动员社会救援力量的信使功能,进而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民生新闻是社会新闻的一个部分,但已经独立成为都市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中为百姓喜闻乐见的特色板块。     

传统文化的赋新之道：“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创新探索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演绎,线上、线下的“破圈”传播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赋新提供了思路。本文从场景建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在传统文化的主题内涵、意蕴风格和“破圈”传播上的赋新之道,旨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发展,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     

从提高“媒商”到拓展“媒能”:互联网时代公众新闻传播教育的嬗变

在传统媒体主导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时代,公众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也有人将其称为"媒商"。互联网全面勃兴、尤其是社会发展到社交媒体时代后,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愿景成为真切的现实,社会成员均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社会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与这种媒介环境变化相适应,公众新闻传播教育也应实现从思路到举措的全面嬗变,其关键是将教育重点转向以"媒能"为标志的新媒介素养,拓展公众自觉运用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能力与技巧。同时,对于意见领袖、青少年等特殊群体,应当实行有针对性、各有侧重的分层化教育,以契合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     

人媒关系：媒体融合的新问题——以我国报业媒体融合为例

当前媒体融合问题应转向对人媒关系的关注。人媒成为共生体,使得媒介不再是简单的中介,而是以中介的主体性来建构和形塑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文章以我国报业媒体融合为例,分析了当前媒介新生态给媒体融合带来的三个方面的变化:媒介即生活昭示了日常媒介消费习惯之变;媒介即对话回归了传播的本来意义;媒介即服务凸显了传媒作为服务的本质属性不能变。     

重返“黄金时代”：媒介产品衰落与用户记忆复兴——基于一个博客平台“前用户”群体的考察

在互联网传播技术持续迅猛发展同时,不少一度坐拥亿万用户的网络媒介产品也正悄然走向落幕,基于对一个关停多年的博客平台"前用户"群体追忆自身"写博"经历的叙事研究发现,相较那些舞台中央的少数精英博客,时常被忽视的广大"草根"博主并未如预期般推动博客曾被无限寄望的传播潜能,众多用户更多是在一种偏向私密化的青春心事纪录中形成整套有着可辨识度的写作模式和风格。随着博客渐渐退出日常生活,往昔的写博岁月在用户记忆叙事里同时被刻画成一个自我的和媒介的黄金时代,个人博客也被赋予了此后功能更强的媒介所不具有的象征自我抗争的功能隐喻。时过境迁,介入一代用户生命历程的博客逐渐显现出对于个体媒介观念的特别塑造,由此也从一种独特视角揭示出衰落的媒介产品如何在其用户身上绵续影响。     

从“内容为王”到“渠道为王”——新媒介生态下的印刷媒介形态转型

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印刷媒介的生存遇到了巨大的压力,新媒介生态下受众与广告商媒介接触偏好的变化,意味着大众传媒被迫进入了与网络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相互竞争的环境。谁能够理解、跟踪和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谁将从传播权     

基于克莱默尔“信使模型”对新浪微博的传播可见性分析

克莱默尔通过构建“信使模型”来强调媒介的中介作用,这种“去人类主体性”的媒介观,以一种更加中性的视角探讨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借助克莱默尔的“信使模型”,展开对新浪微博的传播可见性分析,希望以一种相对新颖的视角,探讨新媒体环境之下,媒介平台之上信息与人的连接。     

“优质内容+科技赋能”让现象级传播更持久——潜江以“虾”为媒创新文化品牌的启示

现象级传播具有相关性、集中性、蔓延性、互动性等融为一体且互相发酵的特性。本文以近年来媒介的相关报道样本为例,从品牌打造、声浪渗透、议题设置、互联网+等多维度对“潜江龙虾”现象级传播形成的媒介功能与宣传策略进行探析。     

作为“工具箱”的媒介：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复古——以胶片摄影为个案

本研究试图对数字时代胶片摄影的回归这一媒介复古现象进行解读。借鉴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的“文化工具箱”理论,本研究将由多种类型媒介构成的集合视为一个可供爱好者们选择和调用的“媒介工具箱”,并由此呈现三类代表性群体的典型实践。研究发现,爱好者们打破了胶片的原初语境,以多元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再阐释和调配,从而将其带入当下的社会交往与行动中。旧媒介在其中并非凭借技术特质或功能直接决定爱好者的相关实践,而是作为“工具箱”中的组件,以多样化的方式嵌入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媒介通过为爱好者提供“意义资源库”和“技术剧目库”,使他们能够展开差异化的复古行动,同时也将这些行动锚定在特定的范围内。上述发现打破了既有研究关于媒介复古现象单一的怀旧叙事,同时也对既有跨媒介实践研究构成了重要的补充。     

全国两会爆款融媒产品“新”在哪儿

全国两会历来是各大媒体大比拼的时刻。在移动优先策略下,不少媒体推出创意十足、制作精良的移动端融媒"爆款"产品。仔细梳理发现,与传统媒介产品相比,这些移动端爆款产品并不只是形式的革新,而是从生产理念到传播路径的再造。     

“青鸟传书”假日共读:上海浦东图书馆暑期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实践北大核心

以上海浦东图书馆“青鸟传书”假日共读活动为例,探究公共图书馆暑期阅读推广服务创新。本文采取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暑期阅读创新发展进行探索。阅读品牌的成功打造、阅读对象的正确认知和阅读目标的精准定位是活动的创新之处;“青鸟小队”“青鸟书袋”“成果展示”是活动开展必备的三大要素,围绕三大要素,“青鸟传书”假日共读活动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包括多元融合:激活阅读活力;主体能动:激发阅读潜能;任务导向:提升阅读效果。“青鸟传书”假日共读活动流程清晰,易于操作和复制推广,为公共图书馆开展暑期阅读推广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是现阶段我国公共图书馆暑期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实践代表。     

元宇宙作为媒介：传播的“复得”与“复失”

元宇宙预示了数字革命序列中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网络整合,在昭示着互联网产业大变局之时,也同时宣告着对传播领域的重塑和搅动。虽然"元媒介"的概念先于元宇宙而存在,但它却准确预言了在数字时代新旧媒介相互构成、相互塑造、相互依托的辩证关系,基于这种辩证关系,元宇宙正在加固一种"对传播的传播",即"元传播"的过程。于是,作为元媒介和元传播的元宇宙体系以其内在机制和技术特征为数字时代的传播召回了语境与共识、声音与言语,同时显影出此前为我们所忽视的媒介的自反性与基础设施特性。与此同时,元宇宙也以去身体、去真实、去开放和去隐私,警告着传播在这场变革中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     

物质性与中国本土化实践：媒介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对尤西·帕里卡教授的学术访谈

芬兰著名媒介理论家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是丹麦奥胡斯大学传播与文化学院数字美学与文化专业的教授、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及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FAMU）客座教授,2021年当选为欧洲学术委员。其代表作为《媒介考古学》（中文版2018年出版）。他质疑媒介历史、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反对人与机器之间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解,认为媒介是一种超越社会语境、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独立力量”。在南安普顿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围绕尤西·帕里卡教授新锐的研究议题,笔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学术访谈,试图深度挖掘其在媒介物质性研究中较为“激进”的技术理论取向,以及他对中国本土化实践的见解。谈及中国本土媒介考古研究,尤西·帕里卡教授阐释了其著名的“媒介生态三部曲”的逻辑关联,认为这些作品都在集中探讨一个突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数字文化的理解和数字文化的物质性被媒介生态渗透得如此之深？他认为中国学术有巨大的潜力。同时,他列举了“媒介考古实验室”这样一个隐喻密集传播的有趣案例,主张用艺术工作和策展工作等“理论”之外的方式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