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外卖骑手劳动权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就业形态人员,具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就业特征。算法的介入使平台的劳动管理趋于隐蔽化,骑手的劳动过程被划分为更加精细的、可供计算的形态。以效率为依据的奖惩制度使骑手受到更严苛的时间规训,电子化监控和多元化监控主体使骑手受到的监控增强,内化于算法的管理体系加深了对骑手的禁锢,使其工作自主性下降。算法的隐蔽性导致现行规制措施难以落实,应要求平台披露并解释算法,提高算法透明度,构建自律性和他律性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固有偏见和非中立的决策要素会导致算法歧视,需确立间接歧视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降低骑手取证难度和维权成本。为解决平台从业者法律关系不明的问题,有必要进行专门立法,给予平台从业者部分劳动法的保护。     

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类型化研究

不断发展的劳动形态和用工形式呼吁对平台用工法律关系进行类型化分析。骑手依托外卖平台进行的生产性劳动,本质上属于从属性抑或自主性劳动。将平台劳动的从属性和自主性特征作为类型化依据讨论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以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作为识别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的一般性标准,以劳动自主性作为识别外卖平台企业用工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标准。依一般性+特殊性标准对骑手的用工关系进行划分,骑手在合作用工形式中与外卖平台企业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在众包形式中,符合特殊性判断标准同时具有较弱经济从属性的骑手与外卖平台企业之关系为民事关系,但符合特殊性标准同时具有较强经济从属性的用工关系应纳入劳动关系。     

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

劳动基准具有普适性与公益性,其在体现个别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时,最主要体现的还是广大劳动者的公共利益。我国目前现有的诉讼理念和制度在调适与处理劳动基准争议方面存在不足,不利于正确、合理、彻底解决劳动基准争议问题;如何变革现行司法制度,以适应解决劳动基准争议的需要,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劳动公益诉讼应是解决劳动基准争议最有效的司法途径。     

劳动基准与劳动公益诉讼

我国目前的诉讼理念和制度在调适与处理劳动基准争议方面存在不足,不利于正确、合理、彻底地解决劳动基准争议问题.劳动公益诉讼是解决劳动基准争议最有效的司法途径.     

网络外卖平台信用评价体系的研究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网络外卖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网络外卖的网络性、虚拟性,存在着系列信用问题,限制了网络外卖市场的有序发展,亟需围绕网络外卖平台构建信用评价体系。本研究基于网络外卖、信用评价相关文献的梳理,遵循"科学性、合法性、完整性、可操作性"原则,构建由平台基本概况、运营现状、诚信机制、服务信息信度、用户评价、商家评价、监管记录七个维度的网络外卖平台三级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层次分析法为各级指标的权重赋值,选择热门网络外卖平台展开单因素模糊评价与多因素模糊综合评价,一方面验证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另一方面也评估了网络外卖平台的信用水平,为更好推进网络外卖平台有序、规范发展提供依据与建议。     

餐饮外卖平台冲击下大学食堂的平台化转型

大学食堂的自主经营模式劣势明显,在餐饮外卖平台的冲击下困境凸显,因而平台化转型无疑是正确选择。平台化转型即把大学食堂转变为餐饮服务多元供给与合作共治的多边平台,以平台模式应对餐饮外卖平台的竞争。平台化转型旨在实现餐饮品的多元供给、餐饮服务的开放创新和食品卫生质量的合作共治,以开放食堂的经营控制权与基础设施为前提,由外部餐饮企业开展生产经营,学校为平台运作提供支撑服务、促进良性互动与公平竞争并防范负外部性行为。     

农民权利保护的法治路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而农民权利的缺失则是造成诸多问题的关键因素。我国宪法规定的很多公民基本权利,如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在农民身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层面给予重视和考虑,给予农民平等的选举权和结社自由权,保障农民的财产并提供一定政策支持,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农民法治意识,并为农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新业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权责任化的路径选择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平台经济的交融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下的劳动群体日益壮大。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新业态劳动关系因不完全符合传统劳动认定标准和民法上雇佣关系的特征而游离于现有的传统法律体系。再加上政府劳动监察与市场监管缺位、用人单位合规审查与自我监管不足等因素,新业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权责任划分不明确。建议完善劳动法律体系,推动新业态劳动立法,促进政府积极履行服务监管职能,加强社会综合保障机制建设。     

工作日休息时间的保护路径思考——以日本经验为视角

工作日休息时间是劳动者应当得到的合法权利,但在劳动时间无法准确判断下,劳动者这一基本权利往往会受到非法侵蚀;步入智能时代,许多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间往往超过规定范畴,弹性用工制度的出现或许能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     

“互联网+”背景下网络用工关系的认定与保护

以"互联网+"为依托，"平台+个人"模式得以迅猛发展。网络用工形式在促进生产力的同时也伴随劳动纠纷的频繁发生，如何对平台与网约工二者之间关系进行认定及对网约工群体进行权益保障是需慎重考量的问题。为平衡"劳务提供者与平台"间及"公共利益与行业长远发展"间的利益关系，可以域外经验为参照，在考量本土环境后采取构建中间类型主体的稳妥之策，对不同群体的网络用工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以求差异中的协调发展。同时，以短期协调为目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新工会工作形式，以达相同之功用。     

举报人保护: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

举报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方式,但现实中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前,举报人面临报复手段多元化、举报信息泄露严重、重实名轻匿名举报等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举报人保护的配套法律法规和举报人保护机制不完善。制定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成立独立的举报人保护机构,完善举报保密机制和举报人受益机制,创新举报途径,降低实名举报门槛,都是充分保护公民的举报权、鼓励公民行使民主监督权、共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式。     

论事实劳动关系中的过错责任与无过错方的权利保护

当前,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引发的劳动争议也层出不穷。劳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对这些方面的规定十分匮乏和散乱,且规定之间相互冲突,使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无所适从。运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利于正确处理此类争议,有效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各种更具灵活性的就业形式应运而生,工作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都呈现出迥异于传统劳动组织方式的独特性。弹性劳动时代的确让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更自由、更具弹性;但正是这种“弹性”,也让劳动者的生计与境遇更具不确定性。表面上的“自由”,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焦虑。基于笔者团队在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通过对灵活就业者焦虑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当下的灵活就业者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存在极大的焦虑感,而且这种焦虑感显著地高于正规就业人员;那些体现“弹性”与“自由”的劳动特征,恰恰是对灵活就业者的焦虑感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在相当多的灵活就业者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对一份稳定的、可预期的工作的追求;基于养家糊口的生计理性依然是这一就业群体的行动逻辑。这是当前包括零工经济的新业态的最大的现实。     

我国外卖行业“白色污染”问题的现存法律问题与原因

如今我国外卖行业正在不断发展中,与此同时外卖行业涌现了诸多与社会环境相冲突、相矛盾的问题,伴随外卖量的增长,外卖包装对环境造成的极大危害我们不可避而不谈,本文主要浅析如何从法律角度治理、减轻外卖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尽可能做到趋利避害,从而促进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

当前,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空前觉醒,农民工的维权抗争进入了当代中国政治视野。造成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是多方面,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必须从理念上、制度上和法律层面上解决农民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     

浅析高校后勤劳务用工关系中用人单位的权益保护问题

一、高校后勤用工现状 (一)总体现状 自2011年初以来,“用工荒”从地域性问题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问题,高校后勤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性行业同样受到了很大冲击,特别是开学初期岗位缺口情况尤为严重.高校后勤用工多为宿舍管理员、卫生清洁员等,用工数多,人员流动性较大,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历经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和新劳动合同法施行后,高校对后勤管理进行了改革,用工形式逐渐多样化.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

被害人近亲属权利保护有着充分的理论根基,应当在理论上重视被害人近亲属权利的保护问题。我国当前立法在被害人近亲属权利保护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不少明显的问题。未来要加强被害人近亲属权利的保护,需要首先改变一些基本观念,进而在此基础上给被害人近亲属重新配置一些关键性权利。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O2O运营及盈利模式分析——以外卖平台为例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与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快速崛起,O2O电商模式日益成熟。外卖平台作为O2O电商模式的一个较成熟的应用,其盈利模式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以大学校园为例,在现有的外卖订餐平台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分析影响外卖平台运作及盈利的各种因素,探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具有代表性的外卖平台的盈利模式,并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外卖平台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丰富外卖平台领域的研究,以推动外卖平台及O2O模式更快更好地发展。     

论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护

农民工权利保护的重点和核心是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护。在分析了农民工劳动权利受损状况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健全,借助工会组织的力量,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来确保农民工劳动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