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播——重思詹姆斯·凯瑞传播观的方法论意义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推进传播研究,从而不断加强学科自主性,建构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进入“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研究转型的思路和方向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言之,只有将“人”作为价值标尺,才能深刻把握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本质,从而为传播研究注入思想和理论的“活的灵魂”;超越狭隘的媒介观,紧紧抓住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这个关键变量,重点思考如何将其从“背景地位”提升至“前景位置”,这不仅是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石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提升传播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之举;数字传播形态相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传播如何以促进公共生活福祉为核心旨归,通过共享的符号体系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研究的格局和高度。     

手机短信的传播学分析

手机短信是一种基于移动通信技术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作为目前人际传播的流行方式 ,手机短信在运行实践中也逐渐担负起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相对其他媒介而言 ,手机短信较好地实现了“随时随地传信息”的现代传播理想 ,并对传统传播学理论产生了冲击与突破     

时尚传播的模式与特征:时尚文化的传播学研究

时尚产生于传播,从传播学视角解读时尚,就是研究在社会情境中时尚符号如何通过各类媒介实现扩散与共享.时尚讯息的水平流动与纵向传递相互交错,与此同时,时尚传播表现出的悦目性、符号性、可复制性的核心特征,使其价值体系、实践风格与其他传播形态有显著差异.     

传播学的边界——对《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再思考

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边缘地位由来已久,李金铨认为,它面临学术内卷化问题,正在走向画地自限,逐渐封闭。本文试图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为例,探讨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以"泛传播"、"泛媒介"的概念重新审视传播学,认为语言、文字皆是媒介,传播是人的一部分,人不可与世界无交流,即不可无传播,传播学者可跳出狭隘的媒体观,落脚于"传播"二字,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传播学,拓展传播学的边界。     

网络舆情引导中媒介素养教育的转变与提升

传播学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出,“脑海图景”和“身外世界”是不一样的,“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因此,大众传媒的舆论号召力和对现实的干预,实质上都是通过由符号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实现的。如今,媒介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印刷媒介的倾向于单一、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到电子、数字媒介的倡导多元、交互,环形传播模式,从传统精英文化的强调一统一律,到现代生活的鼓励个性和创造性．     

传播符号学视阈中的动漫传播理论建构

本论文的研究在于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探索一种可持续的、深度的研究路径,促进中国当前的动漫学术研究摆脱资料列举和数据堆积,同时,运用“动漫传播”的小小探针,试探传播学学科的内在机理,丰富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论文在传播符号学视阈中,建立动漫传播的符号学基本假设,确定动漫传播的关键概念,探查动漫符号的传播规律并探讨了动漫...     

“传播”与“仪式”如何相遇：詹姆斯·凯瑞传播思想的宗教视角解读

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用仪式化的隐喻建构文化层面的传播观念,为当时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传播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所提出的仪式观和传递观分别指向传播学的文化科学和效果研究两种传播学范式,我们可以借助天主教及新教教义进一步认识这两种范式。基于涂尔干、芒福德对宗教原始形态的分析,凯瑞借助“仪式”这一宗教概念抵达传播的文化路径,具体即通过仪式的核心概念——“秩序”来生成精神价值,铺设意义系统,构建现实结构。     

论“品牌传播”

“品牌”是传播的产物 ,品牌研究应定位于传播学 ,提出“品牌传播”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其提出背景为 :世界市场制胜的关键是品牌传播 ,媒介的市场生存需服务于品牌传播 ,整合营销传播空前凸显品牌因素。而品牌传播的特点则为 :信息的聚合性 ,受众的目标性 ,媒介的多元化 ,操作的系统性。     

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媒介域”与华夏精神形塑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玉器是史前天文观测和传播天文知识的主要媒介,后发展为神器、法器、礼器、饰器和葬器。围绕着史前玉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媒介域”。玉器“媒介域”发挥着记忆工具、权力装置和社会组织核心的功能,建构特定的时空组合。围绕着玉器这一“媒介域”,形成了中国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伦理观与传播观。史前玉器对华夏传播至少有三个方面深远影响：一是以“器以藏礼”的方式承载和传播礼乐文明;二是传播仪式观的思维取向成为理解华夏传播的重要线索;三是史前玉器“媒介域”使得传播权力高度集中,对于理解传播权力变迁与圣王崇拜有启发意义。     

仪式观还是传递观——《媒介事件》与《作为文化的传播》再辨析

我国的传播学界习惯将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与戴扬和卡茨所著的《媒介事件》视为一脉相承的传播学仪式研究著作.并出现了相当一批打着“仪式观”旗号,而实际上却是秉持着“传递观”的行为研究、应用研究.笔者认为,《媒介事件》与《作为文化的传播》从“仪式”内涵到研究范式均存在很大的不同,并指出凯瑞的仪式观和我国主流的哲学观、传播价值观以及民主观均不相符.而我国学者明明秉持着“传递观”却非要戴上“仪式观”的帽子则反映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色彩.     

《新闻春秋》2020年度征稿启事

《新闻春秋》是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唯一一个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学报,是一本以新闻传播研究为特色,涵盖新闻传播学历史、理论、实务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自创刊以来,《新闻春秋》始终坚持学术精品路线,刊发新闻传播学领域前沿性、原创性的研究论文。2015年11月,本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批认定的学术期刊名录。根据办刊需要,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新闻春秋》于2019年改为双月刊,每年2、4、6、8、10、I2月出版。本刊实行来稿匿名评阅制度,并综合评阅人意见和编辑部意见做出录用、修改或退稿决定。本刊常设栏目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学研究”“传播学研究”“视听传播研究”“出版学研究”“广告与传媒经济研究”“新媒体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伦理与法研究”等,欢迎海内外学界、业界同仁赐稿!     

论走向21世纪的电视新闻传播

传播学者奥斯古德等人曾为“传播”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版,第５页）这个定义虽然包含了传播过程的几个要素,但却忽略了传播的双向性,而只把传播视为一种单向的信息流程。因此,有的传播学者又为“传播”的定义界定为：传播是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包括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大类型。电视新闻传播属大众传播类型。也就是说,电视新闻传播是通过电视媒介…     

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

老子的自我观蕴藏着独特的内向传播智慧,主要体现在要求自我确立起惟道是从的主体意识,进而以道的符号象征意义为媒介来引导自我省思,不断消除世俗价值观的污染,最终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自由的人生境界。与侧重考察自我的社会性西方内向传播理论相比,老子的内向传播智慧更倾向于消融社会性对自我超越的干扰,注重自我内心通过向道的复归而实现自我升华。     

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

詹姆斯·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传播“仪式观”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他本人也成为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媒介理论研究复兴的一个主要推动者。     

“传播”术语与学科的“符号”维度——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派”主张的一种延展

约翰·费斯克曾将传播学研究归纳为两大阵营,分别是将传播视为讯息传递的“过程学派”和将传播视为“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的“符号学派”,而后者贯穿了费斯克毕生的研究经历。在当今信息爆炸和意义迷失的新媒体语境下,“意义论”的价值更为凸显。本文沿着费斯克聚焦“意义交换”的路径,结合我国对“传播”这一术语的引介史,重勘了“传播”的基本概念与成立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传播意义实现的三个基础层次“媒介、信息与符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仪式观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詹姆斯·凯瑞认为符号实现了对现实的表征,又表征着现实。在传播的仪式观视域下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就是要关注如何通过仪式及符号表征来强化共同体身份认知,维系情感、深化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认同感。通过对仪式观特点和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的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内涵与发展的论述,提出以下两条基本路径：一是以“五观”为底色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符号;二是以影视声像媒介为仪式载体引导共同体参与互动。     

双重新闻传播目的论

当前,新闻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新闻传播目的论。一种理论认为,新闻传播的目的是“说话”。另一种理论认为,新闻传播的目的是“报告事实”。他们都是单一新闻传播目的论者。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的目的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是“报告事实”,即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二是“说话”,即通过新闻传播记者的认识。     

国家形象与符号方略:基于DIMT体系的奥运会开幕式研究

奥运会作为全球第一大体育赛事,是重要的媒介事件。奥运会开幕式通过全球媒介,集中向世界传递了主办国的符号元素与国家形象。本文采用DIMT符号体系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1]和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式进行"D-言"、"I-象"、"M-意"、"T-道"符号传播层次的梳理,分析各自的历史呈现策略、文化传播策略、人物-国家关系、城市-国家关系、灾难原素以及政治传播等符号表达。通过对比与参照式解读发现国家形象在符号传播中的异同,建议编排策略中应关注逻辑性与受众接近性。     

哪些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宠儿”

传播学术研究离不开传播理论,因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传播经验中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无不深谙此理。只要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以“传播学解读”或“传播学分析”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跃入眼帘的成百上千篇传播学研究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下的媒介现象。那么,国际传播学界最“偏爱”哪种传播理论呢？最近,这个问题有了最新的回答。     

“黄河”符号的文学书写与媒介传播——以三位作家为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家们通过讲述多样化的黄河故事,赋予“黄河”符号不同的文化历史意蕴,不断丰富和发展其符号内涵,中国文学也逐渐成为传播“黄河”符号和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其中,河南作家关于黄河不同角度的书写,已成为其中重要的一支文脉。李商隐的诗歌、邵丽的《黄河故事》、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分别从个人、家庭、民族三个层面,呈现了黄河文化这一生生不息的命运载体。从“黄河”符号的内涵意蕴入手,结合三位河南作家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提出文学创作中“黄河”符号的文化传播意蕴;进而探究文学作品作为媒介和载体,对黄河文化传播和黄河精神的生成起到的作用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