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与台：数字时代的“传播可见性”——两种范式的辨析和应用

随着数字媒介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创建和管理可见性成为传播参与者的重要诉求,为研究者重新审视传播可见性理论及其应用提供了契机“。传播可见性”作为一种与“信息传递”相对应的研究范式,将传播理解为行动者让自己选择的形象、行为和知识对他者（或公众）可见的社会过程。文章从既有文献中梳理出两条理论线索：一是源于人际传播研究传统的“交往范式”,从微观层面考察可见性如何强化或疏离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二是源于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展演范式”,宏观地审视可见性资源竞争背后的权力关系。文章最后以社交媒体平台使用为例,尝试将两种范式加以综合,应用于经验研究中。     

切片、迁徙与互动：媒介化视域下成年初显期群体的数字展演实践

现实生活的日益媒介化使得“展演”一词有了新的实践意义,也为成年初显期群体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中重要的实践方式,成年初显期群体的数字展演呈现出更加符合现实社会与数字空间逻辑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从媒介化视域出发,剖析15位成年初显期受访者数字展演的实践过程,发现该群体在角色呈现的过程中具有切片式表演、迁徙式生存与互动式融入的特征。同时,这些特征也体现出该群体的数字展演所承载的意涵,包括对于主体认知的挖掘、符合社会期待等。     

数字时代的记忆：从“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

“档案”一词已成为所有可想象的存储和记忆形式的普遍隐喻。然而,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恩斯特认为,档案并非专门用于记忆,而是用于数据存储的纯技术实践：我们添加到档案中的任何故事都来自外部。档案没有叙事性的记忆,只有计数形式的记忆。恩斯特认为,在数字文化中,档案实现由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的演化,关键在于数据持续传输过程中的动态性。由此,档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喻”,蕴含无限的可能。     

数字时代的“观看”：内涵演变与社会建构

数字视听文化的转型带来“观看”之于日常生活的变革。伴随流媒体视听的崛起,被进一步数字化、媒介化的“观看”形成内涵重塑,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逻辑得到不断凸显。本文聚焦数字时代的“观看”,一方面以历时性视角考察“观看”的历史演进。其从知觉概念到社会话语的内涵变迁,延伸出不断超越图像的观看视线,并朝向更广阔的日常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以共时性视角考察“观看”及观者的社会建构逻辑“,观看”的多样实践塑造了观众作为“阅听人”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并在嵌入日常生活的观看实践中生成更为丰富的表意。同时,本文也强调了关切“观看”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建构的重要价值,这对于把握当前数字视听文化乃至社会文化具有启发意义。     

作为媒介性的可见性：对可见性问题的本体论探讨

中国学界对可见性问题的讨论逐步增加,但分歧更为明显。他们理解的“可见性”既有媒体的议程设置比如“能见度”,也有受众的“关注度”,并从功能主义和权力批判两种不同的路径入手去讨论“可见性”问题。“可见性”的批判路径源自福柯,福柯有力地阐释了可见性与科学知识的直接关联。德波与鲍德里亚又从“景观”与“拟像”的视角对媒介技术组织起来的“可见性”及其背后的权力意志进行了揭露。面对这种认识论意义的“可见性”,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国现象学派试图从本体论角度去回答主体感知的层面上可见性何以可能。然而这些观点的局限性在于无视媒介本体论的后果。媒介作为中介物,创造了在世存有。媒介的可见性既是对存在的表征,也对存在的形塑,因此它注定将表象意义上的正确取代存在本身。媒介的呈现意味着它用高度明晰的可视性掩盖了它组织和建构世界的本质,因此媒介的可见性恰恰意味着遮蔽和不可见性。     

数字时代声音媒介的空间建构与听觉文化转向

媒介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人机共生的数字时代,视听媒介的繁荣形成了数字时代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空间与以听觉为中心的声觉空间交替的媒介景观。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耳朵经济的兴起,唤起了声音媒介的价值再回归,打破了读屏时代的“图像霸权”局面。声音符号流动于空间中,声音媒介本质上是空间性的,在数字时代建构私密性的听觉空间、社会性的听觉空间与流动性的听觉空间。在数字空间内进行的一系列听觉文化实践,参与塑造了新的媒介文化,呈现出互动性、符号性、涉身性的特质。然而,从媒介环境学与媒介社会学视角来看,还需思考和警惕听觉文化消费主义陷阱以及“声音/发声”视角下声音与话语权的建构。     

“创造连接”与“价值加权”：数智时代的主持传播知识体系转向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传播格局正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主持人需要通过“创造连接”“价值加权”来进行新的身份探索和传播实践。因此,培养主持人才应紧跟时代步伐,以媒介逻辑、受众导向思维、个性传播价值为重点重构知识体系,以应对未来媒介对主持传播的需求。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社会化特征思考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网络迅速洗牌、编织、重新搭建,基于此,一种以互联网为切入口、以数字化系统为依托的新型媒介形态逐渐成熟.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加速新媒体的渗入,带来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信息生产与分发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进一步催生媒介生态结构与环境的新特征.本文通过阐述和梳理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社会化特征,以期更好地把握时代趋势,更好地理解新媒体环境,为新时代的媒体转型、融合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可见即收益”:网络文学平台化生产的可见性研究

文章从可见性的视点切入,考察网络文学生产者的平台实践,探究网络文学生产者与平台间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网络文学平台建立了以数据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机制、作者成长机制、作品推荐机制,对可见性进行生产、维护、分配。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下,“可见即收益”,网络文学生产者通过身份展演、参与性消费、驯化技术等方式争夺可见性。平台掌握了组织可见性的权力,网络文学生产者持续受到以文学网站为代表的平台资本的剥削与控制。     

重塑地方：数字媒介对城市广播的空间改造

城市广播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深刻的空间生产活动,它不仅圈定了以城市为名的媒介空间,同时还创造和维系着空间内的社会生产。数字媒介对城市广播的改造亦是从空间维度开始的,即从彻底结构“地方”之地缘基础为起点。这在“空间本身的生产”上表现为数字媒介解除了城市广播空间与城市地理空间的同构关系,使其成为泛在与流动的共在空间,而在“空间中物的生产”上则表现为数字媒介改写了城市广播的地方知识生产体系。城市广播的数字化转型须以新的空间事实为依据来制定适宜的路径。     

流动空间:媒介技术与社会重组关系研究的关键概念

"流动空间"一词由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创造。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微观的人际交流、中观的组织运作和宏观的社会结构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很好地贯穿在一起,为我们理解当代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变革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     

城市空间生产的媒介逻辑——以南宁“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城市空间生产中实体化的工商业逻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种情况由于社交媒介平台的渗透而发生了变化。在媒介化社会,城市空间生产已经自觉地遵循着以流量为终极追求的媒介逻辑。网红店打卡的日常活动在社交平台流行,公共空间形式上的差异化成为了珍贵的资源,从而创造出独特的城市空间景观和消费景观。媒介正通过生成性的方式推进着城市空间的数字化和媒介化。     

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记忆,对人类意义非凡。媒介记忆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体凭借对公共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垄断成为媒介记忆的核心书写者,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新的集体记忆空间,多元主体主动参与书写、存储与读取社会记忆,形塑着新的记忆景观。     

延伸“拟像”空间：媒介本体性视域下“拟像论”的再阐释

鲍德里亚的“拟像论”以超越工具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视角刻画了作为“拟像空间”的媒介化世界图景,彰显了拟像世界建构秩序背后的媒介本体性意涵。“拟像论”中所蕴含的媒介本体视角构成了对“拟像”历史释义的再书写和对“后现代”概念的再诠释。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拟像”空间生产实践背景下,重拾媒介本体框架,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媒介在“拟像空间”生产中的角色,更深入地剖析数字化的“拟像世界”及其运行逻辑。     

略论视觉化时代的体育传播

体育传播是人们通过媒介对体育信息的传递与分享.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以电视为主的传播媒介使体育的表演性和观赏性在视觉化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但其在传播、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内部的两级分化.     

流动与嵌入：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实践与拓展

在村落社会展开媒介技术与人的互动性研究,探究村落与文化的变迁,是媒介人类学研究者长期关切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网络社会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村落社会面临着新的流动性加剧的问题。流动性既是今天村落社会的重要特征,还成为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生活。流动性作为媒介人类学介入村落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具有不同层面的表达：首先,是时空上的流动形成新的村落社会关系;其次,是媒介技术促发的信息多元和网络中的流动,塑造出村落社会新的流动性景观和文化。对流动性的重新理解是对当下开展村落研究的一种拓展,但同时,这种流动又深嵌于村落社会情境和文化结构之中,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结构和关系系统中对社会事实进行总体把握;须将流动和嵌入视为媒介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研究的一种操作性路径,围绕和聚焦人的媒介实践活动展开探索,进而为乡村传播在数字化时代提供新的方向。     

单向度传播时代的崇拜与信仰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开启了以知识为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社会的发展——服务产业的增长,教育期的延长以及后工业社会对高学历的普遍要求——延长了个体向成年期过渡的时间。     

媒介化治理：概念、逻辑与“共识”取向

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前提,在于媒介系统深嵌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多重系统中,并为现代性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取向。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以媒介化思维嵌入至社会治理网络为认知起点,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至现实问题的过程性治理实践,其目标则是实现多主体的情感共通与共识达成,成为现代化风险模态下的新型治理取向。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媒介化治理更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治理主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立足于媒介化思维上治理主体“范式”的整体转型,集中表现在权威机构优化情绪治理、媒介平台建构集体信仰与社会公众践行理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