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籍到李白：游侠类诗歌传统的定型

游侠是战国到汉初社会动荡的产物。游侠诗则是传统诗歌的重要类型之一。建安时期士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以曹植为代表的游侠类诗歌应运而生。曹植的游侠诗将少年任侠、追求个体自由的模式与忠君爱国思想结合起来,深刻影响了后世游侠诗歌的创作。阮籍此类诗歌中表现了对游侠建立功名之梦的清醒认识,主张退而在文学作品中彰显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李白游侠诗作开创了＂功成身退＂模式,是对以上两种传统的继承及融合。     

《游侠列传》立传缘由及影响

《史记》《汉书》撰《游侠列传》是汉初游侠群体兴盛的直接体现,也和著书者的人生经历、个人遭遇及家族传统等有关。《游侠列传》对游侠"重诺""守信"等侠义行为的歌颂,使侠义精神得以传播。《游侠列传》对游侠"滥杀""放纵"等行为的批评导致《史记》《汉书》之后再无《游侠列传》。     

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廷。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闻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     

李白的“侠”情结及其游侠诗

游侠诗是李白诗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游侠诗不仅填补了汉之后史书对"游侠"记录的空白,也对传统的侠的人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指引和规范,后世许多文人志士,也常借用游侠形象表达自己的某些志向。李白塑造的"游侠"形象,体现了盛唐时期文人积极向上、积极实现人生价值的乐观心态。     

曹植游侠诗论——以《白马篇》为中心

曹植的《白马篇》是魏晋游侠诗的代表作。曹植使游侠第一次进入诗歌创作领域,并升华了先秦游侠思想的价值取向。曹植的游侠诗无论是在诗歌体式还是题材内容方面,都为后来游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诗歌范式方面的借鉴。     

《后汉书·独行列传》与正史中的《游侠列传》传统

学界普遍认为《游侠列传》在正史中的消失是游侠的存在受到强力镇压的结果。事实上,史家对游侠精神所进行的主流化加工才是正史中《游侠列传》传统中断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加工突出体现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它一方面继承了此前史书中的游侠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物的限定、事迹的选汰强化了原始游侠精神与王朝政治相融的部分,将其以＂义＂或＂名节＂的形式纳入主流文化,因而从根本上取消了《游侠列传》＂记志漏脱＂的必要性。     

从《墨子》《史记》《白马篇》看古代游侠形象及其演变——从“天下为公”到保家卫国

墨家思想为后世游侠精神的源头,墨子从思想到行动为后世的游侠树立了典范。战国至两汉是游侠的黄金时代,司马迁和班固记载了现实中游侠的侠义之举。曹魏立国,游侠作为阶层已不复存在,曹植以浪漫的气质和惊人的才华在《白马篇》中塑造了充满理想色彩的游侠形象。至此,＂侠＂的精神品格基本定型,侠的形象作为正义的化身不断出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     

再识游侠——兼与诸先生商榷

游侠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青睐,研究范围很广。但对游侠的概念及其构成等基本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文章以全新的视角,抓住游侠身份属性、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定义游侠并分析其构成和存在方式,剖析了游侠的三大基本特征"私、游、义"。同时对影响学界认识游侠真面目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以期客观全面地认识游侠。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人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与都城空间

游侠是都城多元文化的产物,唐代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最典型地体现出人与都城空间的互动关系。游侠通过“游”的行为,不仅从物理上意义上打破了空间阻隔,也勾连起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社会意义上打破不同阶层的壁垒。游侠不仅是都城景观的观察者,也是景观的构成者,丰富了都城景观的美学层次。文学作品中的游侠形象,更是世俗欲望与理想光辉的集合体,他们有重利轻义、扶危济困的一面;亦有铺张浪费、肆意陈欲的一面。“以武犯禁”时,他们是秩序的破坏者;为王前驱时,他们又是特权的维护者和享有者。这种矛盾背后,正折射出游侠形象与都城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从地域及心理两个层面拓展了都城空间,并完成了对都城的人格化塑造。     

对马班游侠观的再认识

侠是中国文化中一曲美妙的声乐,一篇浪漫的诗章。中国自古有好侠之风。西汉时期是游侠的盛行时期,前四史中《史记》和《汉书》均为游侠专门立传。但两者的游侠观差异甚大。本文试图对马班游侠观进行再认识,即从“侠的定义”角度切入,探究其差异之因,并从儒侠文化同一性的角度,探究马班游侠观对后世的影响。     

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     

闲话“游侠”

在现今流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还不时能见到“游侠”,可惜他们都是假冒的。第一个为游侠树碑立传的人是司马迁。太史公认为,要做游侠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其行“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游侠的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于统治者所要推行的那     

《游侠列传》及其叙述之外

《游侠列传》是司马迁的名篇,它的叙述以及所弘扬的精神提出一系列的的人类学主题.游侠是古代国家内部的反统治的社会机制,同时是同情弱者的援救机制,游侠的文化原型是流浪的社神,游侠的性格决定了在此后的社会内部无法找到其生存空间和被消灭的可能.     

汉魏之际游侠写作新变研究——以曹植诗歌为例

游侠作为一种游离在国家体制以外的特殊人群,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兴起,随着封建制国家的稳定与巩固,游侠精神与封建统治格格不入。在汉代统治者的大力剪灭下,游侠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汉魏之际游侠之风再次兴起,游侠的精神特质给当时的文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尤其在曹植的大力推广之下,游侠书写在汉魏之际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文以曹植诗歌创作为例,针对汉魏之际游侠诗歌写作新变进行研究,以期对游侠研究有所助益。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李白的游侠经历和游侠精神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诗人。观其一生,游侠经历对他的生活和创作都有深刻影响。文章对他的游侠经历和游侠精神作了初步探讨,并简要分析其渊源。     

施恩与报恩:从《史记》刺客行为的价值补偿看刺客与游侠的差异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复仇行为可划分为交易式复仇、报恩式复仇、血亲式复仇、被迫式复仇四种类型,通过对刺客复仇行为和心理进行剖析,可以看出刺客复仇行为多与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因素相关。刺客行为背后的施恩与报恩关系,决定了其不属于游侠的范畴,游侠施恩不求回报,施恩不以报恩作为价值补偿,具有无偿性特征,刺客行为的本质是"杀",游侠行为的本质"救",这是刺客与游侠行为的根本区别。     

游侠文化背景下的魏晋游侠诗论

魏晋游侠诗的主题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诗人精神追求的符号和象征;二、抒写个人价值的媒介;三、传统游侠精神风貌的讴歌;四、借游侠行乐的贵族生活。这一丰富多彩的内容植根于传统游侠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魏晋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融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的演变——以曹植、阮籍、左思、鲍照诗为例

史学游侠形象是由西汉司马迁塑造的,文学游侠形象最早出现在汉末魏初。汉末世积离乱,文人认识到生命的短暂,生命意识开始强烈起来。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多家思想交融,文人们渴望利用有限的生命建立功业、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他们视侠为情感的重要寄托。诗人笔下的侠也各具特色,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游侠文化的繁荣深刻影响着后世传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