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斯之恋——我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这里有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沟通,又有中国诗学和外国诗学的对话。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传统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走向包容与开放的中国现代诗

一、现代诗现代诗在时间上大体指20世纪的一种诗歌现象,在西方,它的概念基本相当于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则经历了从本世纪初第二个十年后期新诗的诞生与确立,到80年代中期与西方现代诗相对接,约七十年的形成时间.现代诗必须具备“诗性”。这里所指的“诗性”,其一是指诗歌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类的主体化、心灵化特征,即诗必须是主、客体相互交融与渗透,必须是诗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西方特征,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谱系,其术语、概念、范畴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和当代先锋诗论话语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诗学不应该只是新诗理论,还应该包容古典诗学;不应该只是“现代”诗学,还应该包容“当代”诗学,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理论。重建中国现代诗学,应该充分吸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和当代诗论思想,使它既能够有效地言说古代诗歌现象,又能够有效地言说当代先锋诗歌现象。     

马利坦诗性意义略论

“诗性意义”是马利坦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利坦的诗性意义由两部分组成,即理性意义和非理性意义。理性意义也就是诗歌的概念意义或逻辑意义,非理性意义包括诗歌的想象性意义和神秘的音乐意义。马利坦从诗性意义的角度,通过现代诗和古典诗的比较挖掘了现代诗多义朦胧的深层原因,对于我们重新解读现代诗非常具有启发性。     

2015年中考现代诗歌赏析策略及演练

<正>诗歌是文学女神桂冠上璀璨的明珠。现代诗就是自由诗,是指"五四"以来的诗歌,包括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诗歌主要的特点是:对生活做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凝集着作者强烈的情感,充满丰富的想象,语言形象、凝练,具有和谐的韵律和鲜明的节奏。也有人把诗歌的特点概括为:形象性、概括性、抒情性、音乐性。     

孔孟儒学的诗学方向

诗学的基本形态是由相关的哲学基本形态分析而来。在中国哲学总体结构中,从诗性哲学到诗性艺术与审美(诗学),是一个伸延的过程,是从本体到现象的一个方面。孔孟儒学的诗学基本形态,是“礼——乐”诗性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形态。孔孟儒学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旋转的。如果向内深挖一步,此即儒家哲学之心性本体,这是“知人尽性知天”的巨大生命力,更是一种诗性精神(亦哲亦诗);如果向外拓展开去,则是由象征性思维方式呈现出来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现象。儒学的诗性智慧,按中国哲学的互补互动功能,又可大别为两种类型：以“水”为象之乐和以“山”为象之乐,即山水(智／仁)之乐。     

有体与无体:中西方自由诗的本质差异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是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学的文体革命大爆发的时代 ,出现了世界性的诗体解放 ,自由诗革命及自由诗在英、法、德、中等国涌现。英语诗歌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东西方最大的自由诗革命 ,产生了英语诗歌的“自由诗”和汉语诗歌的“自由诗” ,两者的文体特征却有巨大的差异。在“自由诗”的概念上 ,中西方有质的区别 :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 ,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 ,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中国的自由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 ,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应该改变百年来西方自由诗在中国的称谓 ,将freeverse译为自由体诗 ,还应该把中国的自由诗改称为“自由体诗”。这样才有利于新诗的诗体建设 ,特别是对当前诗坛进行的“诗体重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性:汪曾祺小说解读一种

汪曾祺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童年的生活为他接受“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他的生命小说中,弱化了机械教化色彩的温柔敦厚的诗性,是其突出的艺术特质。这种特质,首先表现在性善的思想,中和之美的追求,对人的关注的独特视角,还体现于作品的诗学意境,以诗心、诗眼体察万物,具有抒情诗的成分和写意的特征。     

向诗而思：关于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阐释

从我国古代文论的“乐之本在诗”之说，到西方现代诗学的“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的命题，对“诗性”的把握到指向关于艺术精神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重建当代中国诗学，仍有着重要意义。     

论傅东华《诗歌原理ABC》的命题建构、逻辑进路与时代价值

傅东华的《诗歌原理ABC》是其诗学观的具体呈现,该书围绕着诗的产生、诗歌情感、诗人的想象几个核心要点,详细讨论了诗歌的生成过程,是“五四”以来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诗学著作,对现代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学界对傅东华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他的文学翻译上,相对忽略了他作为文论家的现代诗学实践。事实上,《诗歌原理ABC》既是西方诗学体系的东方实践,也是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承续,更是傅东华对现代新诗深刻思考后的诗学尝试。尽管部分学理逻辑不够成熟,诗论体系还相对简略,但却对“幼儿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劳伦斯小说《虹》的诗性文化

D．H劳伦斯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思维和表达的小说家。其小说《虹》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表述的诗学理论相呼应。维柯认为诗性是一切人类文化生成的根本。劳伦斯在《虹》中以诗性思维、史诗结构、意象化语言及诗性化人物丰富了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使其成为一部诗性化的文学巨著。     

古典诗歌的叙事处境

<正> 一、叙事诗的冷遇 本文所论及的对象是中国古典诗歌。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总体的印象是,它的形式体系中,最发达和最有成果的部分是抒情诗,或者说,“抒情”作为诗歌的美学传统和信仰,作为诗歌的艺术特质与价值核心始终没有被动摇过。而叙事诗,被有些诗学理论又称为史诗的诗歌形态,就在这种立场上,从未被作为一种专门的诗歌形式而从     

试论中国古代原创诗学

原创诗学是建立在“基础文类”上的诗学 ,中国诗学的“基础文类”应是抒情诗 ,最早从文学角度研究抒情诗的是汉代关于楚辞的评价和《毛诗序》 ,这是中国古代的原创诗学。原创诗学的主要贡献在三个方面 :1、确认诗歌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 2、关注文学的艺术形式。 3、从艺术的角度研究诗歌的社会功能     

论古今诗学理论对话

中国现代诗学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反叛和对西方诗学借鉴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文化断裂”使中国现代诗学失去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深厚基础,导致中国现代诗学严重缺血而且直接导致中国现代诗学和当下诗歌创作严重脱节。对中国现代诗学来说,这是很不正常的,西方诗歌理论几乎是和诗歌创作同步发展的,而中国现代诗学对当下诗歌创作处于不及物状态,更谈不上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了：当下诗坛出现的“下半身”和“口水诗”现象,是对现代诗歌观念较极端的实验,具有一定的观念开拓性,但由于采用了过激的方法而且当下诗歌理论也没有能力对这些现象做出积极回应,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关”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中国传统诗学的外境论

中国古典诗歌是抒情诗。西方诗学认为抒情诗表现诗人封闭的内心世界,诗人无须从外境出发去寻找诗的源泉。中国诗学认为抒情诗的源泉是外在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诗情是由外境触发的,诗人的想象也离不开外景,诗人创作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     

海子论

海子在抒情诗写作领域所显示的杰出艺术才能已为世人所公认,从艺术评价标准的角度而言,海子的抒情诗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然而海子对于自己雪莱或叶赛宁式的浪漫主义“诗歌王子”的身份并不满意,他渴望成为歌德或但丁那样的诗歌的“王”,这与海子认识到抒情诗所具有的诸多局限性而对抒情诗产生某种轻视态度有关,并由此萌发了史诗创作的热烈追求。这种对于史诗的热烈追求在海子身上体现为一种浓郁的“史诗情结”。海子这种十分浓烈的史诗情结并非一种“突兀”的创作心态现象,而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弥漫整个诗坛的史诗情结的一种回波余响。而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是,海子的史诗创作实践,即其创作成果（史诗文本）作为一种诗体在艺术特性层面上的“合法性”,在“第三代”诗人那里遭到了范围较广的质疑乃至嘲讽。这实际上更能凸显出海子史诗创作的独特风貌、品质与价值。     

马利坦的神学美学思想

马利坦承续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克罗齐和柏格森等人,提出了诗性直觉、诗性经验、诗性意义等一系列诗学概念,并把这些概念运用于现代诗歌、抽象绘画和现代音乐的批评实践.马利坦的神学美学思想是现代美学的重要遗产.     

中国教育的诗性领导：传承与转化

高品质的诗性教育需要高品质的诗性领导。西方学者从诗学与领导学交叉融合的角度,正式提出并阐发了“诗性领导”理论。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治理实践中,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诗性领导”概念及其表述,但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艺术的、审美的、诗意的治理主张和实践探索层出不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诗性领导资源。这些资源至少为中国教育的“诗性领导”提供了三个层面的滋养：“道德仁艺”的诗性领导人格、“兴观群怨”的诗性领导功能以及“成风化人”的诗性领导境界。随着社会生产力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持续增长,教育正从“功利教育”转向“美好教育”,教育治理也迫切需要进入法治、善治、美治相得益彰的境界。这对中国教育的诗性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感情的缺位与诗性的迷失——与大跃进民歌的艺术告别

大跃进民歌当年盛况空前,对之评价奇高。今天虽成为文学史反思的一个热点,但一般都是从政治视角而下的文学判词。本文从大跃进民歌中的爱情诗、文学的想象力、夸张手法的运用几个方面,说明它是因感情的缺位而导致了诗性的迷失,并从“诗缘情”的诗歌美学特征上与大跃进民歌作出一种艺术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