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漕运的社会职能看道光朝漕粮海运的行之维艰

嘉道年间,漕粮河运陷入形势竭蹶的境地,从技术角度而言,漕粮海运在明清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但道光朝的漕粮海运却行之维艰,学术界多将其原因归结为道光帝缺乏改革魄力以及河运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水手难以安置问题等,本文从漕粮海运所承载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角度,来透视漕运改革所牵涉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从而探讨道光朝漕粮海运维艰的深层社会原因。     

漕粮海运文化中的祭祀活动

清代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出现于道光六年（1826）和二十八年（1848）,自咸丰以后,海运成为漕运的主体,一直持续了60余年。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天后、风神和海神关系海运安危,故祭祀活动历来受到重视,其中尤以人们对天后的祭祀为重要。道光六年（1826）,清廷首次推行漕粮海运,祭祀活动立即被提上工作日程。二月初一日,是海运船只初次放洋的时间,江苏巡抚陶澍随即赶到宝山县漕运船只的出海口处,祭风神、海神,并前往上海县黄浦江岸的天后庙敬香,以祈求海运平安。此次海运分为两批进行,在第二批漕粮交兑结束后,陶澍又上疏道光帝,奏请加封海神。     

关于清代嘉道年间的漕粮海运问题

一、漕粮海运问题的提出作为“天庾正供”的漕粮,在明清两代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历来,为了保证漕粮额项的如数完成,政府专门设有漕运总督,专司其事;而漕粮又一直是通过大运河由官船驳运送往京师的。但是,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漕粮海运问题却尖锐地提出来了。如果单从表面现象看,河道阻塞是其关键;然而细究其原因,则远远不啻如此。事实上,大运河的淤浅堵塞本身也是与清政府的治河政策以及官(亻了)集团的腐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问题的复杂性是不能简单地用河道淤塞的判断解释得清楚的。     

陶澍对漕政的整顿和改革

漕运、盐法、河工在明清两代,被称之为“三大政”。他们不仅直接关系着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和物资供应,而且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清嘉道年间,由于封建统治日趋腐败,“三大政”弊端丛生。其中两江地区,既是清朝财赋之区,漕粮、盐课均占全国一半以上;又是河工的重点,境内江河湖汊密布,其弊更为突出。道光元年(1821),陶澍(1779～1839)任安徽布政使,旋擢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至道光十九年(1839)病逝,在江南为官十九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陶澍竭尽精力,治理“三大政”,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试就陶澍对漕运的整顿和改革,作一初步探讨。     

明清河南漕粮探析

明成化八年河南漕粮按照依赋定漕兼顾运输难易的原则分派于除南阳、汝宁二府外的各府州县。后由于运输艰难，洽代把距离卫辉水次四百里以外州县的漕粮改派在了仪封、考城及河北三府。这一措施避难就易值得肯定。由于浮收严重和粮价上涨，北部州县漕粮负担大大增加，尽管如此，由于河南漕粮总数有限，所以漕粮负担仍在粮户承受力之内。     

雍正元年天津截留漕粮述论

清代漕粮截留于天津的具体过程,史料记载很少,但有幸的是笔者在翻阅大量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雍正年间兵部侍郎李绂在其文集《穆堂别稿》中留下了一篇日记,这篇日记详细记述了雍正元年把湖南、江西尾后十数帮漕粮截留于天津的全过程。本文就根据这篇日记复原一下当时漕粮截留的情景,并从这一个案中窥视清代漕粮在天津截留情况之一斑。     

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晚清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的变化，对清代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漕粮海运是构成运河带经济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漕粮海运对沿海经济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它对沿海经济的影响，由点到面，重点集中于若干个与漕运相关的城市。     

明清时期天津截留漕粮之原因

明清时期,漕粮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皇室百官和边防军士粮饷所需.因此,漕粮理应全部被运入北京、通州以及边防重镇粮仓.但实际上,明清时期,相当一部分漕粮被截留在天津.原因有3:一是某些漕船北来迟至,为了使其能按时南返,不误下年新运,从而将漕粮截留天津;二是天津以北运河因水浅涩或者涨溢导致漕船不能顺利通行,从而不得不将漕粮截留天津;三是为了赈济北直隶灾区或者筹措军饷,官府下令将漕粮截留天津.     

清代转运天津截漕述论——以雍正二年转运至通州为例

清代,从东南地区运往北京、通州及边陲的漕粮时常由于漕船迟至、北运河不畅等原因被截留在天津,这些截留在天津的漕粮会在适当的时候再行转运.记载转运天津截漕过程的史料很少,雍正初年曾任兵部侍郎的李绂在其文集<穆堂别稿>中留下了一篇日记,详细记载了雍正二年转运天津截漕至通州的全过程.     

明清时期的漕粮漂流与国家处置

明清时期漕粮号称“天庾正供”,漕运被视为“国家血脉”,所以倍受封建政府的重视与关注。为了保障漕粮顺利足额抵达京、通二仓与边防要地,明清统治者对于漕粮的漂流有着严格的规定与惩罚制度,并且这种制度随着漕运的演变而逐渐完善与系统化。     

明清漕运与地方救荒——以明清徐州漕粮救荒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徐州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救荒成为地方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漕粮通过多种方式被用于地方救荒,在地方社会救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漕粮救荒成为徐州地方荒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漕粮参与地方社会救荒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河南漕粮的“代替”

漕运在明清两代是一项大政,漕粮则是有漕各省的一项重大负担,有关漕运的政策,又会不同程度地左右这种负担。河南是漕运负担大省,由于各地交通状况不一,交通便利的县份便代交通不便的县份代纳漕粮,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此之谓“代替”。最初这是一件官民两利的事情。到了后来,这部分代替的漕粮就成了额定负担,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代纳漕粮之县份负担日渐沉重,原先的便民政策也变了味道。     

河道变迁与地方社会——以明清徐州段运河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部分运道借用黄河,黄运关系十分密切。从明朝中期开始,黄河日益泛滥溃决,为避黄保运,明清两代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相继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中河等几条新运道。运河河道的变迁对明清时期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社会秩序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叶申芗《小庚词存》版本研究

《小庚词存》是清代词人叶申芗的作品集,云南、浙江和河南都进行过刊刻,有道光六年一卷本、道光十四年二卷本、道光十五年三卷本、道光十九年四卷本等数个版本。各版内容有所不同。后世有陈乃乾《清名家词》排印本。     

北宋黄河的漕粮运营

北宋时期,尤其宋初,黄河的漕粮运输曾一度占据重要地位。此后,伴随着陕西等地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加之黄河水道自然运输条件的恶劣,黄河漕粮运输逐步趋于衰落。     

1857年湖北漕改

自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清朝南方糟粮无法通过通水路运到北方.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下令南方有糟诸省实行糟粮变折解京.胡林翼借此良机大刀阔斧地在湖北进行了漕粮改革.力图革除百余年湖北漕粮在征收、交兑、押运中的种种弊病.     

《炎陵志》沿革简论

炎陵旧志先后有《炎陵述古》、《炎陵初志》、道光八年《炎陵志》和道光十八年《炎陵志》四种,文章对其纂修沿革及作者姓氏等作了初步考述。     

《炎陵志》沿革简论

炎陵旧志先后有<炎陵述古>、<炎陵初志>、道光八年<炎陵志>和道光十八年<炎陵志>四种,文章对其纂修沿革及作者姓氏等作了初步考述.     

明清运道变迁与城镇经济的发展——以台儿庄为研究视域

发展交通是地区开发的先决条件,明万历年间年随着国家运道的改变、洳运河的贯通在给台儿庄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带动了台儿庄地区各种物资的交流、城镇经济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商贸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起等等。     

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研究——基于直隶元城小滩镇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有明一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后方确定在直隶小滩镇交兑,这其中既受到了自然环境变迁、国家漕运策略调整、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纳漕民众与运军的诉求,而兑漕弊端、漕粮交兑与区域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则充分体现了漕运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