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私犯罪案件中身份犯的认定

尽管在理论上有单位身份犯,但单位走私犯罪不是身份犯。在走私犯罪活动中或在案发后正在查处中国家工作人员有受贿情节,只受贿不枉法的,只定受贿罪;海关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在受贿罪与放纵走私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在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又直接参与走私的,应当分别定受贿罪和走私犯罪后实行数罪并罚。单有放纵走私而没有受贿情节的,海关工作人员定放纵走私罪;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定滥用职权罪     

两岸走私犯罪比较研究

走私犯罪及其它妨害海关和对外贸易监督管理的犯罪都是属于侵犯国境安全、国家对外贸易政策、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社会治安以及国民健康的严重犯罪。本文主要对两岸走私犯罪有关法制进行比较分析,藉此了解两岸法制的异同。     

海外代购化妆品走私犯罪的法律规制

海外代购化妆品作为走私犯罪的新对象,对海关监管、法律规制提出诸多挑战。海外代购化妆品走私犯罪具有走私方式多样和隐蔽性极强、走私小额化、走私者身份特殊、网络化日益显著、走私盈利空间大等显著特点,存在着“自用合理”界定不明、海关监管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平不高、定罪量刑标准单一和笼统、海外化妆品进口税率较高和税负差异导致的双重矛盾等问题。建议重设海关物品监管规定、建设“智慧”海关和强化反走私联动合作、完善海外代购化妆品走私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等对策,以达到打击海外代购化妆品走私犯罪、引导海外代购行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刑事合规视阈下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

当前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为个人责任模式。在刑事合规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单位犯罪归责模式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不统一、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违反责任自负原则、单位犯罪的认定缺乏规范性标准。其原因是现行单位犯罪制度不适应以预防为主的政策导向、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原则未能摆脱替代责任或转嫁责任的桎梏、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为“自然人→单位”的逆向归责。对此,应当发挥刑事合规作为预防性刑事政策在单位归责中的出罪作用,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特征出发,坚持“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原则,并将单位犯罪归责路径转变为“单位→自然人”的正向归责路径。     

试论秦汉商人走私犯罪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经济兴盛繁荣,此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也很频繁,然而秦汉政府对于边境市场以及交易的物品都有严格的规定,商人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进行走私活动.国家也采取措施严厉打击走私犯罪.     

洗钱犯罪及其方式

洗钱是一个复杂、连续的过程，典型的洗钱犯罪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入账、分账和融合。洗钱犯罪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典型的有：利用保密天堂和空壳公司洗钱，利用现金密集行业洗钱，通过走私洗钱，通过金融机构洗钱。     

略论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是一种以单位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而实施的犯罪，也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具有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绝大多数的单位犯罪都是不纯正的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为主，也有少量的“单罚制”。单位犯罪在我国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要注意正确地认定。     

合同诈骗罪中若干问题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应包括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非法占有目的要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应当以被害人的实际损失额为认定标准.“连环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以受骗单位或者个人的实际损失额为认定标准.未完成犯罪形态下,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犯罪数额.     

珠海、澳门合作打击走私研究

珠海和澳门唇齿相依,经济往来频繁,走私活动也十分猖獗,两地海关和警方有必要开展刑事司法合作。实践证明,合作才能有效地遏制走私犯罪。但两地存在法域冲突和执法差异,克服这些障碍,是两地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略论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是一种以单位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而实施的犯罪,也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具有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绝大多数的单位犯罪都是不纯正的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为主,也有少量的“单罚制”。单位犯罪在我国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要注意正确地认定。     

清代温州私盐问题及对策

清代温州私盐问题较为严重,名目繁多。以私盐经营;等为准划分为商私、一般平民走私、官私、枭私四类。私盐兴盛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府为禁绝私盐,除制定细致严密的法令外,采取了发帑收盐、保障平民的基本生活、设置关卡、加强缉私机构和缉私队伍建设等具体措施,在当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私盐问题。     

从《巴县档案》看清代四川的私盐问题

清代四川是重要的产盐区,其私盐问题十分突出。私盐种类繁多,有场私、商私、官私、枭私、夹私、平民贩私等。私盐盛行的原因在于利益的驱使、特殊的地理条件以及缉私人员的玩忽职守等。同时分析了四川私盐对当时社会及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基于最优回归-灰色模型的走私案件预测研究

国家税收中关税占有很大比例，走私犯罪主要依靠逃避国家关税获取高额利润。以全国走私案件数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模型对全国走私案件进行有效预测。验证结果表明：回归-灰色模型相比于单独应用回归模型方差和降低了87.67%，预测精度显著提高，预测结果具有波动性，更符合实际情况，能够为走私案件预测提供决策支持。     

空姐代购案背后的法律问题

网络上离职空姐李晓航网络代购案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宣判。离职空姐李晓航伙同他人采用以客带货的方式从机场无申报通道将化妆品等货物携带入境,法院处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又因8万元的逃税罪被依法监禁3年,此外还要缴纳4万元的罚金。本文结合空姐代购案的审判,对海外代购问题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对走私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走私物品有其市场是因为购买走私物品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走私的存在影响国内生产供应,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竞争,减少财政收入,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它是危害极大的犯罪行为.高额利润的存在是走私经常发生的根本原因,体制不健全,打击不力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根治走私的对策是制定合理的进口政策,营造公平的国际市场竞争秩序,加大对走私的查处力度.     

日本策动朝鲜浪人对中国东北的走私

采取对华走私的“特殊贸易”,是日本政府一贯推行的“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和必要补充。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利用吞并朝鲜后的地理优势,策动朝鲜浪人大肆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猖獗的走私活动,这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走私狂潮的前奏。与朝鲜接壤的龙井村、珲春、安东等海关辖区,朝鲜浪人的走私最为猖狂,也最具代表性。其走私的方式主要有徒步走私、骑自行车走私、通过铁路走私等几种。朝鲜浪人的走私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关税的提高使走私者和商人有利可图,在日本的包庇与纵容下,朝鲜浪人充当了日本对华走私的马前卒,而中方缉私力量薄弱,缺乏法律保障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有效的监管。     

东南沿海地区偷渡犯罪现象考察

东南沿海地区偷渡活动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又有国际原因。当前应着眼于健全法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对偷渡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严格加强边境管理和进行反偷渡犯罪的国际合作。     

明朝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对日走私贸易

明朝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对日走私贸易比较活跃,形成南澳等走私贸易港口,很多商人还通过广东的港口前往日本贸易。广东地区对日贸易的活跃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正德时期,抽分政策首先在广州实行,这实际是变相承认私人贸易的合法性,中日贸易也乘机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葡萄牙人盘踞澳门,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大量的货物经由澳门输往日本,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广东地区对日贸易的繁荣。     

边防打击走私制毒物品犯罪现状及对策

目前,边防在打击走私制毒物品犯罪中面临着立案难、案件难以继续深入办理、违法嫌疑人得不到有效打击等问题,应采取加强制毒物品在流通领域的管理,提高边民法律意识等对策打击边防走私制毒物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