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重庆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长期被忽视,实际上,重庆在抗战期间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重庆是战时中国合法中央政权的地域承载,是战时我国走向国际平等地位以及参与战后秩序重建的各项外交重大决策之所,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战略指挥中心和支撑中国抗战的战略后勤保障基地。重庆见证了中国收复国家主权逐步迈向国际平等的历程。     

重庆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为抵御外族侵略而进行的一场悲壮而惨烈的战争。时为陪都的重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为人类和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在今日,抗战文化成为重庆独特而极具旅游价值的资源。本文拟用SWOT分析法,探讨重庆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劣、机遇与挑战,以“抗战文化”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将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积极的抗战精神作为展示自己、走向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以便为开发和利用其蹩源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刘少奇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战场,由于国民党借“合法”、“统一”等名义压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以及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良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对“合法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敢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到达华中后,全面论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指出了建立和巩固合法政权的具体步骤,使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虽然刘少奇忽略了一定条件下合法形式的必要,但他的思想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我党统一战线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城市名片

重庆·解放碑解放碑位于重庆市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的交汇处,它是抗战胜利和重庆解放的历史见证。它还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动员民众抗日救国,于1941年12月31日在重庆市中区都邮街广场建成了一座碑形建筑,建筑为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共5层,通高7丈7尺(象征“七·七”抗战),为防日机轰炸,外表涂成黑色。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决定在原建筑的旧址上,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战胜利。“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10月31日奠基,12月动工,194(?)年8月竣工。全部采…     

论重庆本土文艺副刊《新蜀报·蜀道》的全国性

重庆抗战文学作为中围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大量优秀的文艺报刊为依托而产生广泛影响的。抗战期间重庆有报纸70家左右,其中抗战前就在本地坚持出报的报社只有3家。重庆《新蜀报》于1921年创刊以来,以内容丰富、言论进步、编排新颖、印刷精美而蜚声文坛;其文艺副刊《蜀道》跨度时问长、影响大、特征明显,成为推动重庆抗战文学进程的主力军。《蜀道》诞生于重庆本土,离不开重庆本土文化的影响：但对抗战文艺理论问题的积极探讨,抗战文艺专刊专页的蓬勃兴办,抗战文化名人的踊跃投稿以及《蜀道》和文协保持的密切关系,使得《蜀道》成为全罔性的文艺副刊而显现出“全国性”的特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市民生活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其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使四川精神在抗战中凸现出来，而且加快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市民生活习俗、精神面貌的改变，同时还加剧了重庆市民生存压力和贫富差距。     

试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法制的特点和经验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围绕“团结、抗战、救中国”的主体,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苏区工农民主政权法制建设的优良传统,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创建人民民主法制的革命实践当中,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法制建设的内容极其丰富。从民主宪政活动到刑事立法,从土地立法到民商、经济立法,抗…     

衡阳保卫战的宣传塑造与政治博弈

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后期著名的守城战例,给世人留下了深刻记忆。衡阳保卫战记忆的建构与战时各政治力量的宣传塑造相关,体现不同的政治诉求与利益博弈。战时宣传兼具军事与政治双重性质：国民党宣传衡阳保卫战旨在动员抗战、维持军队形象与政权合法性;中共在重庆与延安采取灵活的宣传策略,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汪伪政府竭力渲染“大亚洲主义”以美化侵略战争,用心险恶,遭国人唾弃;澳门爱国群众始终心系祖国,传递了抗战理念。衡阳保卫战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与澳门等地呈现出不同的宣传话语,彰显该战役的深远影响。     

从学者到战士──闻一多后期思想述评

闻一多后期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到抗战爆发前，爱国主义是他的思想主流。抗战爆发后，他走出书斋，投入到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专制独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斗争浪潮中，把自己同人民革命事业融为一体。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和提高：他坚信反动政权一定灭亡，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北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身上，认定人民是革命的真正力量。最后他把鲜血献给人民革命事业，是他革命思想达到光辉顶点的标志。     

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其决策心理

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均注重教育的社会功用，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在调整抗战教育政策时，深受“攘外必先安内”、“忍让和戎”以及企望借教育“立长治久安之始基”等诸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使民族教育事业在战前和战初招致重大的损失。由此可见，任何政权若出于一党私利而轻忽民族整体利益，必将因民族利益受损而受损，而对素怀不良之心的敌邦更不可借退让的方式来与虎谋皮。     

论重庆人民抗战精神的内涵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凝结成了独特的抗战精神。重庆人民的抗战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高度团结共御外辱、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艰苦奋斗支援抗战、坚决反对投降卖国。重庆人民的抗战精神还具有国际主义涵义,抗战精神是重庆人民的精神支柱。     

抗战时期的"学术中国化"——以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为视角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随即,这场运动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得到了热烈的回响。运动的发起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大业和抗战文化事业的进展,而且也深深影响到了其后中国的学术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国民政府定都重庆的历史考察

抗战期间,面临日寇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屡次迁移,直至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最终在今重庆确定下来。那么国民政府何以最终要把重庆确定为战时的首都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历史考察。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了我国...     

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与党的民主执政经验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是当时全国政权组织的楷模,对以后的政权建设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文章通过对当时“三三制”政权特点、性质、政权组成原则以及党和政权的领导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揭示了党如何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如何体现民主集中制和这种民主政权对于党团结和领导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党实行这种民主执政方式所留下来宝贵的历史经验。     

试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保障政策

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社会保障政策主要集中于优抚、救济和福利方面,并形成了突出优抚、强调“政府、社会与群众”多主体保障和寓社会保障于战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的特点。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保障政策是战时抗战政策的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提高和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

抗战是一个需要永远解说的话题。除了“百年雪耻”背景上的民族感情之外,我觉得,在今天和未来更值得思考的应当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遭遇,究竟给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什么东西?或者站在重庆这样的一个特定地域中,应该思考,它究竟给了我们重庆的文化发展以什么?抗战不仅仅是屈辱的记     

刍议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与其他地区相比,重庆有着丰富的抗战文化资源,若对其进行充分开发,在实现抗战文化自身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还能促进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重庆抗战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其基本前提在于建立资源的保护,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制定出科学完善的开发方案。在此,本文针对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这一问题,进行以下论述。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心理基础。为了避免社会振荡，新政权在解放初期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凡是没有明显反动行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新政权的文教、科技、新闻和政府部门所雇用，对于有影响的、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则给以闲职“养起来”。同时安排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造运动，在社会运动中接受教育。经历了抗战和内战双重打击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在经济上陷入贫困，而且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极端厌恶，面对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清明政治”和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大部分知识分子认同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对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却享受了革命果实，知识分子有一种“自责、愧疚、摘了桃子”的心态．他们希望积极配合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成为新政权信赖的建设性力量。少数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虽然存有“同情了解”的期待，但是他们采取了“观望与沉默”的态度，并不无条件地拥护新政权的政策和主张。总体而言，参与、配合知识分子改造，力图融入新政权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初期的基本心态。     

战后重庆民族资本的悲惨境况

抗战胜利后,重庆民族工业界的情景恰如渝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1945年在《后方钢铁工业之末日》一文中所述:“抗战八年,突告胜利。各种工业不独有随战事同时结束之势,甚至欲结束而不能,其进退维谷不知所措者,十居八九。”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在这八年,我工业界谁是乘机发国难财者?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重庆背景下的抗战文学风貌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在抗战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为落后封闭的重庆文学提供 了时代、政治、民族和文学艺术一体化、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本文从重庆独特的地域环境、民风、民俗的角度去 分析整个抗战文学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