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论孟子“保民而王”的思想

文章从经济、政治和战争态度等方面对孟子提出的“保民而王”主张进行了新的评说,同时在一些问题上突破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天心”即“爱人”——论董仲舒的仁说

学界长期忽视了董仲舒仁说思想在政治治理领域的研究。董仲舒首先为其仁说在政治治理领域的展开设立天道论依据,以“天”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表达出的喜悦之情与仁爱之心论证仁政存在的合法性。其次,董仲舒仁说思想的应用体现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施行方面,遵循德主刑辅的原则;第二,在王道教化目的方面,希望人民遵循礼义的原则;第三,在经济发展方面,要求统治者不与民争利。最终,董仲舒的仁说思想不仅继承发展了先秦仁学理论,也影响了后世《白虎通》中仁说理论的建立,使得《白虎通》在天道与人道两方面均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的仁说。     

论王襞的重民义举与他的仁政思想

王襞是明代平民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心系民众,关注民生,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善待百姓,救助人民,让广大平民过上保身、安身的生活。他自己也“屈己张仁”,为解除民众之难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论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

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还没有为当下学界所关注。他的这一思想是以周文王为寓托,由天命、天理、民意三位一体的本体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德性论,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大和谐的效用论等共同组成的学术体系。朱熹的王道思想是以天理为本的理本论,本质上不同于先秦百家王道的道本论、法本论、(民)欲本论等。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论伪满祀孔典礼的堕落与变异——兼论“王道政治”的历史命运

1932年伪满成立后,非常重视对儒家文化的利用,独立打出了"王道政治"的旗帜,并在东北沦陷区大肆恢复祭孔.但在日本侵略者强权下,伪满的祀孔典礼遭遇了畸变:仪式由清廷古礼变为不中不日的"协和礼",地位由居于首位沦为三流.从祀孔礼仪的变异可以窥见伪满"王道政治"逐渐向军国主义"皇道文化"屈从归化的历史命运.     

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除了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适应了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不仅上承先秦诸子,同时下启汉代学术。"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后代社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论伪满时期“王道政治”下的妇女教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在我国东北成立所谓“满洲国”,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并以此应付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日伪当局打出孔孟旗号,抛出“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在恢复中国封建纲常伦理的旗号下,日伪统治集团对东北沦陷区的妇女进行“洗脑”,力图用封建礼教思想和殖民统治理论对其实施教化和改造,从而使广大沦陷区妇女顺从日伪殖民当局的统治,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住大多数妇女觉醒的脚步。     

论王守仁思想在明代大礼议中的运用——兼论王守仁思想对嘉靖改革的影响

明代大礼议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新锐改革派最终战胜了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老派.随后,改革派继续在王守仁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嘉靖改革.     

《孟子》“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解——兼谈孟子养而后教的王天下之道

孟子曾不嫌辞费,反复申说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治民主张,因其中既含统治者尊重长者以夺民兴国的政治策略,亦有君王使民富足进而导民从善的牧民之道。此即为孟子所提倡的贤君王天下的根本途径。兹分述之。     

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探究——对于“哲学王”思想批评的回应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是其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它主张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力图挽救希腊城邦的危机。由于人们往往从现代政治理论发展的视角出发去解析与评价柏拉图的思想,导致对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种种激烈批评。有鉴于此,从柏拉图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解读“哲学王”思想,并回应对于它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全面的理解“哲学王”思想,并能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论葛兰西“领导权”与儒家“王道”的区别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统治阶层通过影响和塑造被统治者的自觉自愿,使其产生认同,从而实现柔性的统治。所以,有部分学者将其等同于儒家所主张的"王道"。但实际上二者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实践主体、实现途径三个方面有显著差异。只有厘清这些差异,才能正确认识二者的根本区别:"王道"是基于统治者自省自律的怀柔统治,是单向度的,是封闭的;而"领导权"则是通过双方协商互动达成的,是双向度的,是开放的。     

再证“缰王”“彊王”即“绞王”并兼答诸位同仁

从训话、音韵、历史、避讳等方面证明“缰王”“　王”即“绞王”。春秋时代史册上有“绞国”而没有“缰国”“　国”。本文为破译郧县肖家河春秋古墓铭文提出新的思路。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道”信仰

“王道”信仰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古代中国对于“王道”之行必定带来理想治世的信仰已经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而这种信仰的特点是坚持人治与道治的统一．坚持对人治和道治矛盾的协调。这种信仰是在对一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又走上了与这种信仰的内容相一致的历史发展轨迹。人们应当继续深入研究这种现象。     

“自然”“神灵”映衬下的道德实体——再论董仲舒的哲学之天

董仲舒借鉴了先秦诸家的“自然天论”思想,并吸收了殷周时期神秘的“天命”理论,而且综合了秦汉之际人们所获得的自然知识,以解决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的哲学。“天”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既统摄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学说,又贯穿董仲舒思想的始末。在董仲舒“天”的哲学理论中,为了解决儒学在西汉发展时所遇到的,如何将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与专制体制相结合的问题,“天”被赋予了多层含义,但最为重要的是董仲舒对天赋予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并以“仁”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君主被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取法天的仁德之政。     

“王”、“臣”本义发微——兼论辞书释义的阶级性

本文对＂王＂、＂臣＂二字的甲骨文、金文、篆文的字形演变、字义训释进行考释,探究二字的本义,证明此二字的本义并非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而许慎的解释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辞书释义的阶级性。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他所竭力主张的“德治”思想主要有“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某些思想和政策对后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