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上海"孤岛"埠际贸易研究

从八一三战争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两租界沦为“孤岛”。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庇护下,上海“孤岛”与国内各埠间的贸易得以延续,并呈现出了贸易结构变动、贸易口岸集中、当局亲自参与、秘密贸易大量存在等一系列与战前不同的特征。尽管这种贸易对当时的抗战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日方的统制,也对整个抗战有着不利的影响。     

抗战前期上海“孤岛”与日本贸易研究

八一三战争结束,上海两租界沦为日军围困下的“孤岛”。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沪日双方都对对方市场有所需求,上海“孤岛”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仍然大量存在。由于日方的掠夺和统制,这种贸易关系并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经济侵略本质。     

抗战前期李广田的文学思想

抗战前期，李广田的学思想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他通过对30年代自我学道路的反省，从干预现实的要求出发，建立了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的功利性为核心的学观念；其创作也与社会现实保持了息息相通的关系，对抗战前期的世道、人心作了真实的反映和鲜明的情感评价；服从于反映现实、改造现实的功利目的，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艺术形式从情思表现方式、体到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李广田学思想的嬗变是其世界观、人生观发展的结果，也与接受俄罗斯现实主义学的影响相关。     

抗战前期泉州地区华侨出国研究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华侨出国历史悠久。民国建立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是泉州民众出国的高峰期。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泉州虽未沦陷,但由于出国交通条件的迅速恶化和地方政权的盘剥禁止,使抗战前期（1937—1941年）泉州地区出国人数迅速减少。     

抗战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食盐贸易政策

抗战相持阶段,针对财政上出现的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正确的食盐贸易政策,对食盐实行专卖和统销,严格管制盐价,并严厉打击走私。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边区的食盐产销大为增加,边区政府的财政紧张情况得到缓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使边区渡过了经济封锁的难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抗战初期上海游资初探

抗战初期,各地资金纷纷涌入上海,到1940年在上海形成了50亿元规模的巨额游资。当时游资拥有者对国民政府缺乏信念,加上内地亦无容纳游资的良好环境,上海巨额游资最终未能内迁后方,支持抗战经济。这些聚集在上海的巨量游资,由于没有正常的投资出路,纷纷从事外汇投资、炒买股票、囤积商品、房地产炒作等投机活动,它造就了抗战初期上海孤岛经济的畸形“繁荣”,导致战时上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对抗战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为后来国统区经济的迅速崩溃埋下了伏笔。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联苏抗日”外交述论

抗战前期(1931、9-1939、9),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制定了以苏制日、联苏抗日的基本政策,并对苏展开了比较积极与务实的外交活动。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争取到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然而,由于中苏的合作抗日没有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存在不少矛盾与冲突,故在追求合作过程中历经曲折,并在合作形成后国民政府联苏政策与外交中也含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双方关系难以继续深入与发展。     

试论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

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源远流长。明前期,在“海禁”政策和统治者“薄来厚往”思想的影响下,朝贡贸易成为两地丝贸的主流形式,私人贸易虽有所发展,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如前代,随着两地贸易的发展,中国丝绸在东南亚的行销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一直保持着出口优势。     

20世纪前期俄（苏）蒙贸易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俄(苏)与蒙古地区(包括内、外蒙古)的贸易关系，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并且已有不少成果发表。但就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不少论著对两地贸易关系的分析仅局限在定性的描述上，缺少以统计资料为凭的实证分析，如有的文章仅凭个别年份的贸易数字，就据此得出超出其研究时段的结论，显然，该结论是颇值得商榷的。     

丁西林文学态度的转变——前期戏剧与抗战戏剧的比较

丁西林在五四时期以独幕喜剧著称文坛,此时他将文学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工作之余的爱好,他的前期戏剧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喜剧因素,幽默、论辩色彩强、结局出乎意料。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丁西林对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不仅仅再将戏剧当作一种兴趣爱好,而是将文学作为爱国的工具,融入战争背景,揭示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与人性复杂,并描绘个人的政治理想,赋予文学更深刻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执政规律的初步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部分地区的局部执政。党吸收借鉴国民党执政的教训，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初步摸索出了政党执政的一些基本规律，为党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在抗战中的作用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是日本全面侵略的文化应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着民族危亡，在全国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一切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文化活动。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文化人士，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培养了大批抗日文化新生力量，改变了一些地方文化落后的面貌，为我党开辟了一条动员广大群众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途径，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抗日文化的发展，促进抗战文化的繁荣。     

论抗战时期中共对日本文化侵略理论的批判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掩盖其侵略中国的本质,在文化上炮制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国文化“外铄”论等侵略理论。对此,以尹达、吕振羽和许立群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日本的文化侵略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的中国考古学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仅安阳殷墟田野发掘中断，而且研究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外，在研究上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尤以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和董作宾所著《殷历谱》最为出色，成为困难时期学术界的典范之作。     

论十堰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十堰人民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之中,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巨大牺牲和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对党的青年工作的贡献

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青年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及时纠正陕甘宁边区出现的“青年主义”错误偏向,妥善解决了青年组织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使青年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实事求是地处理对青年的审干问题,为青年运动的发展保存了骨干力量;以身作则,为青年树立起学习的榜样。     

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的救济行政体制

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建立了适应战时需要的救济行政体制:救济工作的行政管理由广东省民政厅、国民党广东省社会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后改为广东省振济委员会)三个机构负责;救济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国内外捐款;救济设施主要有难民收容所和输送站、难民招待所、救济院、儿童教养院、托儿所等.这种救济行政体制对解决战时广东的严重灾况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为全民族的英勇抗战和共产党领导成为中流砥柱，其领导能力得到充分实现、迅速拓展和根本性升华。全民族的英勇抗战为历史悲壮性与现实残酷性所使然，亦是党有效的政治动员与组织的结果；党的领导能力的充分实现与升华，既是党的先进性的逻辑体现，又是党的革命性在伟大斗争生成的结果，源于全民族的伟大抗日斗争，又指导全民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