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洋洋入乐来

诗乐一家，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文化。中国人最早的语言、文学、音乐，就是鲁迅所指出的原始人劳动时所发出的“杭唷杭唷”。这种“杭唷杭唷”，按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说，可以称之为《举大木歌》、《抬大石歌》之类，应归属于号子乐体。这种号子，就是诗和乐的结合。由此，可以这样表述：诗乐结合，为中国文化之始。     

基于“诗乐舞一体”的《诗经·周南·芣苢》考论

<正>一、《诗经·周南》与“诗乐舞一体”关系考（一）“诗乐舞一体”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总体风貌诗歌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诗乐舞一体”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总体风貌,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已成为学界共识。如《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这表现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之“葛天氏之乐”,以上都显现出上古先民对诗、乐、舞相结合的初始形态的探索与追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33页）在我国诗歌发生时期诗乐舞一体同源,均为感物而兴,心物交融,人心触动,以情为体的诗乐舞随之产生,将生活中的诗、听觉上的乐、视觉里的动态舞蹈相结合,统为一体,具有歌词性、音乐性、舞蹈性三位一体的特征。     

陶渊明乡村发现的美学意义

长期以来,文人与乡村的关系非常复杂。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文人在城市感觉与乡村经验变迁中的难以自适。作为一种农耕文化培育出来的中国文化,却迟至公元5世纪才有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乡村发现。这一发现,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田园即乡村美学传统。然而,这一传统当今又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反思这一现象,我们得首先从陶渊明入手,剖析诗人于5世纪的这一乡村发现的重大意义。     

北曲的缘起

一 北曲的缘起要追溯到北宋时期在北方民间普遍流行的“曲子”，它的出现甚至更早，可以一直上溯到唐、五代时期，其典型文学代表形式就是敦煌曲子词。事实上，宋代盛行的“词调”也有部分源头可以追溯到曲子（另一部分来自宫廷宴乐，例如大曲），但词调创作由于文人士大夫的介入，走的是雅化的道路，从音律到文辞都比较规整和高雅，我们所读到的“宋词”，就是这类产物的文学显现。而民间流行的大量曲子则仍然一直保持著自然朴素的面貌，它们就是“曲”暨北曲的来源。 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明·洪梗编《清平山堂话本》所收宋人话本…     

耶稣打哈哈──小议金译《尤利西斯》中的打油诗“耶稣逗乐歌”

耶稣打哈哈小议金译《尤利西斯》中的打油诗“耶稣逗乐歌”陆婕文学翻译难，译诗更难。诗是一门特殊艺术，语言、意境、韵律…种种特点都要照顾到，译诗不仅形似还要神似，神形兼备的要求给译诗带来了难上加难。打油诗本身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品位，但是它在《尤》书...     

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正教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其实何止是诗，整个学，整个化，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如此。俄罗斯学、俄罗斯化一向以其浓烈的忧患意识、突出的超越精神、独特的道德体系、深广的博爱情怀称且构成其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这不能不主要归功于既是其宗教也是其哲学的东正教。     

以莎剧为题材的音乐

以莎剧为题材的音乐李伟民文学与音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音乐从文学中汲取营养，文学借鉴音乐的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文学家和音乐家也都承认：“一种艺术的美学也就是另一种艺术的美学，只是所用的素材不同而已。”正如《诗大序》中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它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其中，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然而，无论它是哪种类型，也不管它处于何时何地，文学都有其共同的特点：主体性强，个性突出，虚构与夸张并存。     

文人精神:中国传统花鸟画的艺术本质

传统的"中国文人精神"如同传统的欧洲宗教精神,是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花鸟画是传统中国文人"主体精神"的艺术表现,与世界上其他画种相比,发生最早、成熟最晚、突破最难.本文应用美术原理和方法,通过艺术的分析与取舍,探讨其元素及艺术特点,综合剖析其艺术本质,折射艺术思维的"中国文人精神".     

魏源论——“以诗证史”方法的尝试运用

如果“以诗证史”方法不是方法论上的绝对谬误，那么魏源的诗就是鸦片战争前后历史最好的证明。魏源的坎坷人生，改革思想与无才补天的怨望，与诗言忠的古老传统一拍即合。出世入世的龃龉不安，使他和古代士大夫文人如出一辙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红楼梦》出海

1993年，恰马是《红楼梦》从浙江乍浦出海到日本长崎200周年纪念。这是中国文学作品首次输出海外有确实记录的第一本书。至于更早的，应推白居易的诗，他的诗在日本《源氏物语》中已经被引用了。德国的《歌德谈话录》中，则记录了他看到《风月好过传》时候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这样作品，而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里……”歌德曾怀着喜悦的心情研究过中国文学，他说过一句名言：“中国有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表现出个性解放、适情任性。歌德虽然没有看过《红楼梦》，但他已为《红楼梦》通向…     

唐代诗镜文化的延伸

在浩瀚的《全唐诗》五万余首诗中，涉及“镜”、“鉴”的诗篇竟达两千余首，从皇帝到平民，从各类官员到文人寒士，从儒家诗人到佛道诗人，均对铜镜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多大诗人更是借镜之题抒发出对人世间的种种感悟。     

从不惜唇吻到唇吻可畏

严羽在其《沧浪诗话》里批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并直指这一弊病在宋诗里的普遍性反映，从而提出“别材”、“别趣”、“兴趣”的文学观点。此为陈年旧货、稍涉中国文学者均耳熟能详。严氏固然针砭到位，然而他大概忽视了宋诗好议论求理趣乃时代风气使然，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这些好发议论的作诗者全都不懂艺术规律。     

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中唐时,禅悦之风风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领袖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均与禅僧过往甚密,“或师或友”。在禅宗受到士大夫们狂热礼赞时,中唐诗歌也出现了深刻变化。“诗到元和体变新”,“诗到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这个“变”是变“雅”为“俗”,“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经俗     

关于"中国"一词阿文译名词源考证的辨疑

世界文化是在东西方不同民族长期互相交往中形成的。这在东西方语文各有不同的“中国”名称而语词却同出一源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印证。对于“中国”一词的外文译名出于同一词源，学术界争议并不大；至今依然无法做定论的问题是，这个词源究竟确指什么？就阿拉伯语“中国”一词而言，“隋尼”（Sīn）究竟是对中国地名或朝代名称（秦或隋）的音译，还是对中国特产（丝、瓷、茶、粳等）名称的中国发音的模拟？     

抗战期间冯玉祥的文化活动

冯玉祥常说:“我虽是一军人,素昔好文艺。”他一生中共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出版的诗集就有十余册。抗战期间,在重庆生活的几年,是冯玉祥诗歌创作的丰收季节。仅1939年就写诗歌一百四十多首。这些诗作,亦诗亦史,亦诗亦志。他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怎样想,就怎样写;看见什么,就写什么。他曾自谦地说:我的诗,粗而且俗,和雅人所作的雅诗不敢相提并论。因此,我只好把他叫做“丘八”诗。时至今日,人们谈起冯玉祥的“丘八”诗,依然津津乐道,读其诗,如见其人,如经其事,从诗中可窥见旧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革命的历史风云。这一时期,冯玉祥的诗作多以…     

发展民族文学 树立全球意识

置身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文学不但需要面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而且也需要面对全球与全人类；它不光应服务于中国的读者与中国的老百姓，而且应服务于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读者与民众，所以它就得同时肩负起两个向度的使命与目标：一个是民族的文学建设和发展，一个是世界的文学建设和发展，这就要求中国作家在坚持文学民族化的同时也坚持文学的世界化，民族化要与世界化相提并举，相依互补，共同繁荣，因为如果一味提倡文学的民族化，就有可能陷入狭隘封闭自满自足的境地，难以获得世界上更多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如果一味强调世界化，放弃文学的民族化，又可能导致丧失自己的根基，丢掉自己的个性和声音，变得不中不西、半洋半土，毫无特色和风格。只有两者兼具，才能既不丢失自己的根基，又能求得更大的发展。     

喜歌三题

喜歌指国人遇婚嫁、生子、建房、开业等喜庆事项时,即兴表演（唱、念均有,或创作或据流传作品）的具祝颂、祈福（包括去煞）性质的仪式歌谣,又称喜词、喜话、四言八句、大四句等。近代较早使用“喜歌”一词者为《歌谣周刊》编辑徐芳等人。往前溯,清·郭小亭《济公全传》与姜振名、郭广瑞《永庆升平前传》中均有“喜歌”一词出现。所有类别喜歌中,以婚嫁类喜歌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亦最具研究价值。本文所说喜歌,即指婚嫁喜歌。     

中国现代女作家袁昌英与莎士比亚

袁昌英（1894-1973）莎士比亚（1564－1616）100多年前，当世界剧坛瑰宝──—英国戏剧大师威廉·莎士比亚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他的作品就以夺目四射的光芒与华夏文明的光辉相交映，为众多的中国人所喜爱，并直接感染和影响了一批中国现代史上早期的文人学子。袁昌英（1894－1973）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女作家涌现了不少，但剧作家却寥寥无几，袁昌英堪称其中的凤毛麟角。她的成功，当归于“莎剧”魁力的吸引。今天，当我们翻开袁昌英的作品，发现她的创作风格（尤其是剧作）与同时代的冰心、凌叔华等女性作家相比，…     

观点集萃

季羡林说，文明是对野蛮而言， 文化是对愚昧而言 季羡林在《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一文中论及文明与文化的异同。他写道，所谓文化就是包括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或者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文化与文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文明指的是从一个野蛮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往前发展，人类的智慧增加了，这叫“文明”。文化就是人类力量的往前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中的艺术、科学等的智力的发展。文明是对野蛮而言，文化是对愚昧而言。这两个词，有时候能通用，如，“东方文化史”也可以叫“东方文明史”；但有时候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不能说“文化礼貌”；“学文化”不能说“学文明”。“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有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 的成分去掉了。 — —们匕京日报》理论周刊 李宗耀认为：界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应兼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