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衍的"学人之诗"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周光体"的魁首.陈衍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作为诗歌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但他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并不是同样看重的,受清代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陈衍真正推崇的还是"学人之诗".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     

陈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论

所谓＂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即＂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是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的重要诗学观点,也被认为是同光体在诗学理论方面的标志性创见。但是,过去学者对此解读多有分歧。通过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内涵进行深入细微的分析,可以明晰陈衍提出此诗学观点的真实意图。同时,同光体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歌流派,在学宋的大纛之下,其重要诗人诗学的具体路径,也各有差异,反映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上,其不相合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诗坛对竟陵诗派批评的偏激与自纠的偏失

清代诗坛指责竟陵诗派为亡国诗妖、不学之诗,偏见之激、诋毁之急,彰示出清代诗坛上的诗学问题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少数独具慧眼的诗人学者对竟陵诗派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指责竟陵诗风的主流舆论声中细若游丝.清代诗坛对竟陵诗派批评的偏激使得自身矫枉过正,偏失难免,对竟陵诗派的艺术精髓不敢公开传承;清代诗坛折入学人之诗的道路,好以金石考据等学问入诗;歌时颂圣的高格响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乾嘉诗坛的虚肥咩缓之气.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李商隐悼亡诗叙议

本文在悼亡诗史的背景下,阐述李商隐悼亡诗的独特价值。李商隐的人生际遇、个人气质与其悼亡诗有密切关系,而“生为死祭”的凭吊与生言死事的语言确实是人生哲学和处世姿态的体现。本文试就李商隐际遇、气质与他悼亡诗的关系,以及诗中深沉的身世之慨展开论述。     

骊珠探学海 硕果在诗林——吴孟复先生诗浅论

巳故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毕业于无锡国专，治学之余创作旧体诗，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为一手。吴先生诗典雅而能通俗，理论与创作实践密切结合；风格兼融唐宋特点，和雅清新。诗中表现知识人士爱国情怀与真纯品格，堪为后学之楷模。     

论陈寿祺学人之诗的特色

陈寿祺是乾嘉间著名的学者兼诗人。渊深厚实的学问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观念皆沾溉其诗歌创作,使其诗体现出学人之诗的特色。具体表现为,用典雅正博综、喜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直至创作了一些“学问诗”。这种学人之诗的创作倾向,营造出一种沉郁典重、恢弘奥博的诗风,使闽派诗风为之一变,影响至近代同光派闽派的理论和实践。     

东晋玄言入诗审美观照

玄言诗是玄言入诗之风走向极端的产物，对其艺术价值，文学史和历来评论多予简单否定。玄言诗与运用玄言的诗是有区别的，东晋玄言入诗之风中出现了种种艺术潜质，在玄言与形象、平淡风格的追求、情理结合、景理结合及理致、理趣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唐代落第诗中的送别情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落第诗作为科考之后的副产品,在全唐诗中比重很大。在唐代落第诗中,有相当数量是诗人赠送给即将与之分别的落第者的,不但表达与之分别的离愁别绪,友情的真挚可贵,也同时流露出作者自身命运的痕迹,更表达作者对友人落第命运的同情、安慰,或是劝勉、激励,以及为落第者受不平待遇提出的质疑、谴责等一系列复杂的送别之情。     

岭南诗论的地方特色

岭南诗论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把自然视为诗歌本体,在注重诗歌自然天工的同时还强调诗人妙造自然的能动性,它视情道合一为诗的原质,既强调“率情”而作,又主张诗歌应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它具有乐歌为先的倾向,重视歌与诗的统一,并把粤歌看作创造新声的源泉.这三大特色的形成取决千岭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其中,素朴淳厚的岭南文化之影响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解读李白蜀中诗的诗境之静

本文试图通过李白以青、白、绿为主色调的清新秀发的蜀中诗作的解读,阐发并品鉴其诗境之静美;接着从李白自身、社会地域环境、文学流变等诸多方面论及诗境之静的原因;最后在对李白蜀中诗和后期咏物写景之作的比较中更现出蜀中诗歌的诗境之静。     

“诗佛”之静与盛唐之静：《鸟鸣涧》静境发微

本文从大静、美静、新静与和静四个方面对王维山水诗《鸟鸣涧》的独特静境进行了独到分析,认为它写出了独具王维特质与时代风貌的＂诗佛＂之静与盛唐之静,堪称古代静诗之首,亦堪称盛唐山水诗之绝唱,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精神价值。     

论《诗经》中的反战意识

《国风》、《小雅》中的征战诗、思妇诗和饱受战乱之苦背井离乡的流浪者之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反战意识。战争有它的客观性、必然性,但它的负作用也昭然可见,周初到春秋这一时期有关战争的诗歌,吟唱出了人们反对不义战争、渴望和平生活的主流。     

邺城之围与杜甫的邺城诗述论

邺城之围是唐政府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此役的失败延缓了平叛进程,滋长了各节度使的力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杜甫作有不少与此役相关的“邺城诗”,这类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人民性,并使杜甫“诗圣”、“诗史”的地位在文学史上牢固地确立,邺城之围可认为是杜诗创作的分水岭。     

“诗言志”与“诗缘情”考辩

"诗言志"与"诗缘情"向有是非之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诗言志",二曰"诗缘情"."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诗亡”乃诗教亡——论王夫之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

王夫之详察周代历史,并统观明代中后期的诗风及其与明代社会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首先,他认为诗亡、《春秋》作的时间是周桓王之时,桓王时代王政败坏,教化不行,天子受诸侯所制,孔子不得已作《春秋》以正名分。其次,他认为诗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王朝陈诗制度不再施行,民间诗歌哀音乱节也不足以取用,因此,不再有诗收录于《诗》;其二是指诗教亡失于天下,因而由《春秋》承担起教化之责。王夫之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朱熹《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

朱熹对<诗·陈风>的理解,在<陈风>阐释史上有若干创新:注意到<陈风>中的歌舞元素并认为是在上者(陈国首位夫人大姬)之好倡使然;大胆废除了<陈风>之毛<序>,反对<序>主旨上的刺诗说;提出<陈风>诗篇思想内容上多"男女之诗"甚至"淫诗"观点.当然,朱熹这些创新之处是与他的整个<诗经>诠释学思想相一致的,是他<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