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事功思想初探

“事功”与“功利”不尽相同。孟子虽然算不上是功利论者 ,但却是一个地道的事功论者。故他称赞伊尹为“圣之任者” ,孟子的事功主要表现在“辟邪卫道”、“成圣成贤”和“致力王道”三个方面。孟子对“功利”亦有所肯定。孟子的事功思想遭到了以程朱学派为代表的反功利者的批评 ,而在后世的功利学派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文言文阅读训练

伯夷王安石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在盗贼与皇帝之间: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君主的评价

明末清初,明亡和满族权贵入主中原,对整个汉族统治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冲击甚大。士大夫就明亡原因进行了探析,重点关注了君主问题。以圃亭、梨洲、亭林为首的士大夫认为君主是导致社会动乱和明亡的罪魁祸首,君主被认为是盗贼;而以王夫之为首的士大夫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或不成体统,是由于君主专制崩溃所致,由此,君主被认为是神人之主。     

从几首登临诗看唐人审美的变迁

古人喜爱登临是由于登高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简言之，登临就是努力使自身到达于朝向宇宙的参与、对话与交流。这可以说是士大夫们的共识。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士人往往因所面临的现实及人生境遇不同，登临时其心情也就不同，心理期待更有差异。     

论徐渭文艺思想的市民意识

中晚明时期,市民文艺观念取代封建士大夫的文艺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徐渭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徐渭文艺思想中的市民意识基于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怀疑,多受左派王学沾溉,表现为热烈追求人格平等、人性解放,充分肯定民间文艺;在总结南戏创作的论著《南词叙录》中尤其有集中、鲜明的体现。     

康海事略

康海是明“七子”中的重要人物，倡言复古，在传统诗文尤其是散文方面开了一代风气。致于其生平事略大端，尚有几事需要辨疑，如：康海与刘道的关系及其罢官的原因，康海与宁夏之叛的关系，关于康海为马中锡门生的说法等，本文皆作了考辨．另对康海著作存佚情况，亦有简说。     

从濮仪之争看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

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虽是军人出身,生活在战乱年代,却一直努力使宋朝向文官治国的方向转变。宋太祖削禁帅方镇之权,将之委托文人,并有不杀士大夫的垂训,至宋太宗尤为尊崇文士,可以说宋朝对士大夫和文人的宽容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皇帝对不同意见,或任之,或只是贬外地当官,或免职,而没有杀戮。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饱读经书的士大夫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程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士大夫们广泛参与政治,文化层次的提高必然提高了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程度。但是士大夫们在儒教的熏陶下,把具…     

责任,教师安身立命的根本

责任是一种使命,是一个成熟的人对自己的内心和环境完全承当的能力和行为.而教师所要行使的责任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这就要求我们教师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尽责任.     

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例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历史上,宋代士大夫们与佛教有深厚渊源,以致学术史将宋代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称为“居士佛教”.着重从宋代士大夫们的代表——宰相入手,分析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影响.     

读书

《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出版杜:中华书局2008.08本书透过具体而细致的实证研究,探讨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希冀打开晚明消费史的多元面向,丰富这段历史。全书的两大主轴,其一是尝试把近代早期中国的消费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观察晚明时期的重要性。作者指出晚明已形成消费社会的现象,以修正英国     

安徽明代文人结社的特点、成因和作用

明代安徽地区的文人结社共有32家,位居全国第三,社事呈现出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分布不均、规模有限等特点。全国文人结社的大背景和周边地区的结社活动使得安徽的文人结社较为发达,地理环境的特征和文化发展的大势使得安徽的文人结社区域分布不均,各地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安徽的文人结社过多集中于徽州地区．而明代社会发展...     

明代福建文人结社考述

明代文人结社的地域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福建地区在当时亦曾出现大量社事,但是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笔者在近年研究中,仅所知见的明代福建文人结社就有26家之多,它们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明代后期,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福州、莆田两个地区。     

朝鲜文人对李攀龙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之诗文传到朝鲜后,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等方式表达了对其作品关注和欢迎,同时也对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复古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提出指责。虽然朝鲜文人的评价多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但这些褒贬不一的批评是对中国李攀龙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对李攀龙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及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儒学化的包装,这为士大夫最终接纳“天学”扫清了障碍。急于挽救晚明危局的士大夫视“天学”为济世良方,对“天学”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推动成为“天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动力,对“天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以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士大夫阶层对“天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天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亦日渐式微。     

晚明文人社团经费来源研究

文人结社现象贯穿有明以来近三百年历史,晚明文人结社的数量和规模均为史前所罕见,构成士子人生、文学、政治生活、社会实践的重要部分。本文拟就晚明文人社团经费来源进行研究,其中以复社为代表进行集中探讨。     

明末清初闽西的社会秩序重建——以泉上镇李氏家族为中心

明末清初,福建省宁化县泉上镇屡次遭受兵灾。泉上镇李氏家族通过修建土堡、山寨,倡建乡兵、保民会,以及家族精英的政治优势保障了家族和泉上地区在明清盗乱中的相对安定,同时李氏家族在明清动乱之际完成了宗族的收族活动。文章以此说明在明清交替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应对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及在其中乡绅所扮演的角色。     

安徽明代文人结社稽考

安徽地区在明代尚未单独划分省治,在文人结社蔚然成风的大背景下,曾出现大量结社。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明代安徽地区的文人结社至少在32家以上,这些结社散记在明人诗文别集、年谱以及各府县志乘中,有的则由于记载不详、年代久远、资料散佚等原因,今天已经堙没无闻或不可确知。     

永乐时期的东宫文人群体诗歌创作考论

明代永乐时期,东宫太子朱高炽周围的文人群体表现出与其时主流文风台阁体不同的兴趣与审美追求。述怀与隐逸是东宫文人群体最主要的两类诗歌题材,与此相应的,他们的诗中经常出现"剑"、"玉"及与其相关的两组意象。东宫文人群体的身份、角色意识导致了他们与台阁文人不同的文风追求,而东宫太子对文学性较强的诗文爱好也支持了东宫文人群体对诗歌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追求。     

水之喻:袁宏道、王思任小品文的异质美

文章把袁宏道、王思任的小品文置于明代文学的背景中,对袁宏道王思任小品文中以"水"为喻时所呈现的"自然与典雅""阴柔与阳刚"各与时代的同构性以及两家之间的异质美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两人的小品文各有对明代主流文风的反拨和否定,而王思任的小品文更带有否定之否定的色彩.这标志着晚明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从拟古文风中脱胎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道光《徽州府志》中的"文化人物"

道光<徽州府志>是研究徽州社会与历史的基本原始文献.通过对其所载各类"文化人物"以及文人著述的统计,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徽州自唐至清中叶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势唐五代时尚不发达,宋元时期渐长渐高,明清时期则如日中天.此种趋势的发生,除了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原因和徽商的作用外,理学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