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未享高寿原因浅析

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二日,伟大的文学家韩愈逝世,享年57岁。韩愈为什么未享高寿呢？作者通过对韩愈所著诗文及有关资料的研究分析,在排除妄加于其身的“服硫磺”说后,认为遗传基因、未老先衰、肥胖、不善养生、过度劳累是主要的因素。     

“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考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作为文章,律度当世”的“一代文宗”,而韩愈是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之扛鼎人物.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出“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一说.分别从此论的文献信息来源、萧李文学集团的联系、独孤及与韩愈诗文创造内容和风格的沿袭以及中原地域人文精神的传承诸方面来考察此论.     

孙樵古文理论概述

晚唐最后一位古文家孙樵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独特地位,首先表现在对韩愈古文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上。孙樵的古文理论主要包括：一、缘实求善的明道观;二、取者深,其身必穷;三、辞高、意深、尚奇;四、“立实录”、“存警训”的史学主张。孙樵的古文理论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对他的古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韩愈送“穷”与宋濂论“宝”

唐人韩愈写过一篇《送穷文》．以自己想把“穷”送去但“穷”以相随40多年而不去入话。介绍了“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等五种“穷”．实际上是阐述了自己为人刚直、学风正派、不趋炎附势、不损人利己所遭致的坎坷。最后。韩愈又以“穷鬼”之口说明:君子小人,其心不同;穷可使人立名,百世不朽;故欲逐穷而求富,不帝以珠玉换羊皮,小聪明大糊涂也。     

论权德舆的儒、释、道观

权德舆 ,中唐文坛诗文创作大家 ,韩愈等人对其评价甚高 ,并推举其为中唐文坛的“盟主”、“宗匠”。今有《文集》五十卷存 ,其中诗十卷 (含赋三篇 ) ,各体文四十卷 ,规模与韩愈文集相当。读其诗文 ,可以发现其思想成份比较复杂 ,儒、释、道三家兼而有之 ,三者之中又以儒为根本 ,去沟通、融汇释道。     

韩愈与张籍

本文对韩愈和张籍的交往作了考证与研究,认为张籍是韩愈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并据张籍的诗文证明:韩愈并非死于“食丹”。     

曾巩、韩愈“不平之鸣”比较

“物不得其平则鸣”。曾巩与韩愈一样,具有针对现实鸣不平的精神。不同的是:曾巩鸣不平,往往坦然直言,无所疑惧,矛头直指当朝黑暗的官府;韩愈则多“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文字婉转。仕途坎坷的曾巩多数为他人鸣不平,自鸣不平者较少;而才高数黜的韩愈,怨愤郁积于胸,自鸣不平屡见于文字间。从曾巩的许多诗文来看,其针对现实的不平之鸣,在深度和力度上要超过韩愈。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曾巩“很少有韩愈那种针对现实鸣其不平的精神”、“缺乏现实内容”、“缺乏新鲜感或现实感”,这不免离开了曾巩作品的实际。     

韩愈诗歌创作目的浅探

韩愈现存诗四百多首,在唐代诗人中是比较多的。然而韩愈作诗虽多,但对诗的专门论述却几乎没有;关于诗歌的创作目的,也没有象白居易那样明确地提出。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他的涛歌作品,并结合相关的资料信息,知其人,论其世,也许能从中得出一些结论。 在唐代,诗文兼擅的作家屈指可数,韩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诗和文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宋代和宋代以后的诗文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文章的作用和作文的目的,韩愈有明确的认识。他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写文章来宣扬儒家的道德理论,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     

重论韩愈的“不平则鸣”--评钱钟书的一个观点

“不平则鸣” ,原话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的话。他在这篇名文中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气 ,也表达了他对文学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一些有见地看法 ,文章写得波谲云诡 ,这就给后人的理解带来困难。韩愈讲“不平则鸣” ,所谓“不平”又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对此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把“不平”理解为人心情的郁结、愤懑。这种理解符合韩愈当时的心理实际。同时 ,在文学传统中能找到根据。如《楚辞·九辩》有“坎懔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之语 ,王逸为此作注时就以“愤懑”释“不平” ,说“志不平…     

论韩愈诗歌的写实精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韩愈是较早把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的人。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也不乏受李白豪迈俊逸诗风的影响,写出不少狂怪不羁、变幻开合的诗章。然而,韩愈毕竟是韩愈,就他生活的时代和个人所崇奉的哲学思想及其形成的审美风范,使得他不得不大致走着杜甫开拓的诗作道路。即以儒家诗学为其准绳的创作规则。这种创作规则,内容上注重国计民生,注重社会功用;写作上讲求对人情物态的描摹、刻画。一句话,这是一种求实、写实的创作精神。     

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

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杨晓蔼元和年间，韩愈答诗张彻，描绘自己当时的创作，慨叹“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无宁”①。把“奇”与“善”对举，感到自己搜奇的清趣与嗜善的愿望不能和谐一致，内心困扰不安。结合韩愈的道统说、性情论考察，他是以儒家道统为...     

从对才性品评的疏离看韩愈碑文的艺术创变

对蔡邕碑文所树立并深刻影响中古碑志创作的人物才性品评笔法,韩愈碑文表现出了明显的疏离。蔡邕碑文深受才性品评思想影响,追求对碑主的德行、政事、学问、才能、气质等进行全面叙述,体现了才性品评对“兼材”与“通人”的崇尚;其语言“清词转而不穷”,以丰富的品评词汇以及类比、排比等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对碑主进行全面记叙与刻画。韩愈的碑文不追求对碑主进行面面俱到的“通人”刻画,而是着重突出其忠义仁爱的品性和奇倔的性情,在语言上也极大地摆脱了蔡邕碑文所树立的品评语言传统。蔡邕碑文对唐代碑文创作有显著影响,韩愈之前及同时代的古文作家,基本没有完全摆脱蔡邕碑文的影响。韩愈碑文具有巨大的独创性,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飞岂是多才艺之俊秀文人？

关于汉末三国时代名将张飞,屡有传言称其文武双全,书画诗文皆通,甚至其相貌亦属俊秀而非粗犷。上述主张纯属无根之木,于史难稽,相关资料皆伪造于明中晚期以后。“张飞能文说”始作俑者即人称“有明博学第一”之杨慎,初仅欲为猛将添博雅气象。讵料后人持续加油添醋,张飞一变而“工书能画”,再变而“大学问者”,今日更在网络速食文化下被变造成“通诗文之美男子”。凡此皆层累造成,偏离史料所载之张飞形象。     

理学视野下的蔡清诗文研究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他秉持“诗以道情志”、为文“以义理为先”的诗文理论。蔡清的诗文创作也践行了其宗旨：不注重诗文的外在形式,而重视其内涵。蔡清的诗文成就虽然不是很高,却闪烁着理学的光芒,典型地反映了理学家在诗文领域的普遍共性。     

历史经典中的用人之法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其《心书》一文中讲到如何知人时，提出了七条途径：其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其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其法难。看其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其三，“略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其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韩愈创作心态管窥——从《送高闲上人序》谈起

《送高闲上人序》表现出了韩愈典型的创作心态。其中的“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仅是对高闲草书的赞赏,更为他自己所身体力行,由此形成了他诗文的“动”感,其突出表现是追求语言的情感力度以及求奇。这一特点的成因主要是由于受王朝衰落带来的儒学衰微及佛教和市民文学的影响。而韩愈对高闲草书“无象之然”的贬评,既道出了他在创作动机上与禅僧的根本不同,也暴露出了他创作心态中自然体悟的不足     

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

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易健贤《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韩愈”条谓：“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篇》、郑珍《巢经巢文集》、俞樾《俞楼杂纂》诸书的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韩愈诗文集，自其弟子李汉编《昌黎先生集》，宋人辑编《外集》后，至南宋庆元...     

试论韩愈音乐诗文的思想价值

韩愈的音乐诗文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鲜有系统研究者。文章分别从舒忧娱悲、释怀明志、吟咏友情和描摹场景几个方面解读了韩愈音乐诗文的思想价值。     

韩文风格之成因

韩愈文章奇崛瑰怪,闳中肆外。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生活的磨难,养成了韩愈雄伟不羁的性格,他因而才在所作诗文里追求“猖狂恣肆”的阳刚风格。再者,韩愈在思想品格上绍承儒学道统,在文辞上修养儒道,有丰厚的学养,故其文“气盛言宜。”另外,韩文风格的形成还有时代风气和环境的影响。韩愈说意全钻仰,欲自振一代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正是受唐人勇于奉献,勇于创造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有的体现。     

杜荀鹤诗中的“道”义审视——兼论杜荀鹤作品的习诗情感

在杜荀鹤的诗文里,“道”字频现,透过“道”可探析出诗人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固守理想的“公道”,信奉资身的“儒道”,追求文名的“诗道”。因而更多的诗作反映出诗人追逐功名,力求入仕谋身、荣家的个人心理和情惑。整体诗作意境狭窄,缺乏阔大之句,高远之思,今人冠其“现实主义”诗人和作品“人民性”的评论有待进一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