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动机、股权激励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以2009~2014年已实施股权激励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了控股股东动机、股权激励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结果表明:监督型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侵占型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虽能抑制公司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公司的过度投资。股票期权激励方式提供的风险激励对投资不足的抑制更强,但在终极控股股东掏空环境下对过度投资的加剧也更高。     

媒体负面报道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研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认为媒体报道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声誉机制和规范管理者行为,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可以降低公司的过度投资;在控制性股东股权结构的非国有上市公司里,终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媒体负面报道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越大。说明媒体这种非正式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所有权集中下的企业控制权配置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通过构建一个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的模型,针对所有权集中条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利用1999-2006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不断缓解,与所有权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所有权比例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改中的意见分歧及其对策

文章主要论述了在股改中,非流通股股东须协商一致提出股改方案。由于控股非流通股股东与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微妙复杂的关系,会出现其意见分歧阻碍股改的情况。为此,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继续协商、回购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召开相关的临时股东大会、发挥证券监管机构的引导功能等应对解决。     

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行为一直是资本结构研究领域中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我国主要存在的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两种制度,在对股权结构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但在两类公司存在差异;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负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显著;经营者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不显著负相关,但在民营上市公司相对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在两类公司中均与非效率投资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导致了非效率投资现象,在民营上市公司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总之,股权结构是影响投资行为以及造成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非效率投资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创新

新一轮国企"混改"把引入民营股东参与治理作为改革重点,但鲜有研究关注非国有股东参与决策和治理的短期动机及长期效果.本文手工搜集并整理了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数据,实证研究"混改"中非国有股东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前提下,非国有股东参...     

控股股东与公司研发投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代理理论出发,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研发数据,对公司控股股东特征与公司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呈"N"型关系,而控股股东性质不同,其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也不同,对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性质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     

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地方国有公司过度投资

以2005~2008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时,其持有的现金流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内涵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只有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现金流权的"激励效应"才会显现,能够抑制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当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小时,不足以发挥激励作用。(2)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表现出"堑壕效应",但是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以过度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加大,这种"堑壕效应"会有所收敛。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时期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丰富了关于政府控制下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实证文献。     

终极股东两权分离、投资者保护与过度投资

基于2004²011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结合投资者保护机制研究终极股东控制下的过度投资问题,结果发现,两权分离度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引发过度投资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终极股东持有较多的现金流权时,可起到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作用;同时,投资者法律保护也可抑制两权分离导致的过度投资,而这一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     

论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召集权人规定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关于股东大会召集权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司法第102条,因其存在董事会法律责任的空白、监事会召集权行使的非直接化、少数股东召集权行使的条件高、规制性差、其他召集权人的匮乏等诸多缺陷与空白之处,有必要对其加以修改。建议增加董事会责任性规定、赋予监事会股东大会直接召集权、降低少数股东自行召集权的行使条件、规范少数股东自行召集权行使的程序、赋予清算人、法院必要时的股东大会召集权等,以期实现立法的改革。     

不对称谈判能力下上市公司股东交易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第一百货吸收合并华联商厦案例的分析，研究了交易双方存在不对称谈判能力的情形下，内部人的合约提案权和外部股东的信息劣势，最终导致控制权人提议的非最优交易价格，如何经由公司决策机制——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完成交易，从而解释了国内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外部股东一方面抱怨权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又放弃行使权利机会的现象。     

股权制衡与公司投资——一个委托代理模型

在过去10年里,人们逐渐关注存在多个大股东的制衡型股权结构对公司行为和价值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来刻画监督股东如何通过合约的设计来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选择和投资行为.本文发现存在控股比例上限,而当信息不对称时,控股股东的最优持股比取决于控股股东的努力的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之比,资本的边际产出则较低,而监督股东的监督成本则与控股股东的私人收益有关.     

政府干预、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证据

作为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投资过度或者不足都有损公司价值实现。来自政府、银行及公司内部的预算软约束都可能造成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研究结果显示:直接的政府干预及"内部人控制"产生的预算软约束都是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直接成因。另一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直接的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均不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

股份回购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会改变控股股东行为,也将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本文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或质押比例高时,更有可能进行股份回购;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越大,控股股东...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本文手工收集了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国有股东的股份持有与人员委派等相关数据，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而非国有股东高层治理参与在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揭示，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主要来源于经理人观，而非政治观。     

股东大会出席定足数之探讨

本文在论述股东大会出席定足整的相．关理论及立法例基础上，指出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问题规定的不足之处。提出兼采股东人数主义和股东股份主义理论．借鉴法国的立法例，参考国家体改委1992年5月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按决议种类的不同，对股东大会出席定足数分别作出适当的规定。并配套规定辅助措施降低股东参会成本，加强股东投资主体意识，提高其参会积将性。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民营企业集团、控股股东支持与R&D投资——融资约束情境下的调节作用与中介作用

新兴市场的企业集团为创新研究中分割的制度路径与组织路径提供了融合的基础。通过构建内部现金流和外部股权两种融资约束的测度方法,以集团属性为调节变量,控股股东支持为中介变量,研究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上市公司金融危机前后的RD投资问题。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的RD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敏感,而对外部股权融资不敏感;企业的集团属性不会显著改变两种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负向影响,即集团属性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但考虑控股股东支持的中介作用后,企业的集团属性使内部现金流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负向影响消失,即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显著存在;而实证结果不支持中介作用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股东权保护的比较研究/FONT

摘要：无论是在股权分散的英美国家的公司中,还是在股权集中、存在控股股东的欧亚大陆和东亚国家的公司中,股东权益的保护都是公司制度的主要问题。通过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股东权保护演进历程的比较,法律的作用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法律保护股东权利的有效途径是强化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回应了股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顺应了股东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     

异质设计动机下的股权激励对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厘清股权激励对企业产品创新行为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控股股东与管理层权力博弈结果对股权激励动机的影响,以及不同的股权激励设计动机对企业的产品创新行为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主导和控股股东权力主导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会使得股权激励沦为内部人谋取私有收益的工具,缩减提升公司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风险高、周期长的产品创新的投入,进而削弱产品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只有在控股股东发挥积极监督治理的环境中实施的股权激励才具备提升创新投入和产出成果转化能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