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方性内涵与路径--以陕西省为例

西北地区属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后发地区且受生态环境制约程度较高,存在城镇化水平偏低、城乡差距较大、小城镇半城镇化水平虚高以及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等问题。在国家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以陕西省为例,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地方性内涵与路径进行了探讨,进而提出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产城融合、统筹城乡、生态优先、传承文化的内涵本质,提出消化“存量”与扩张“增量”并举、构建开放型新型城镇体系、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因地制宜推进区域差异化发展、强化特色产业支撑及结合移民搬迁推进城乡一体化等路径,以期为西北地区城镇化路径研究提供新思路。     

城镇化、产业生态化与经济增长——基于西北五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产业生态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运用西北五省面板数据对城镇化、产业生态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城镇化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生态化水平提升,城镇化提升1个百分点,产业生态化水平提高1.2882个百分点;产业生态化是西北地区保护生态环境,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产业发展模式,产业生态化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提高0.701个百分点。推进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是西北地区破解生态瓶颈约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路径。     

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综合评价江西省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江西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整体上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空间分异规律明显,西北部城市协调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两大子系统内部差异探寻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失调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服务业发展、城镇化与就业——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城镇化与就业之间并非简单的相关关系或者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表现出阶段性变化。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就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三门槛效应";我国整体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大部分省市仍未跨过第二门槛;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需要采取差异化战略促进就业。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时空格局研究——以呼包鄂榆城市群为例

利用2001—2020年统计年鉴数据分别构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2001—2020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整体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2020年各城市城镇化指数差异显著，其中，经济城镇化子系统对其影响最大，城镇化水平呈现“东西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001—2020年呼包鄂榆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其影响最大，在空间分布上由“低值均衡”向“北高南低”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研究

【目的/意义】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对于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社 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以及融合度 模型,基于2013-2017年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指标数据,对全国整体、四大板块地区以及各省市的“两 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结论】2013-2017年,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度无论是全国层面,四 大板块层面还是各省市层面,均呈现出增加趋势,融合度越高“,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就越高。     

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是中国县域经济的新引擎

近年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和城镇化基本实现的阶段,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实施、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演变,以及城乡统筹改革的深化,总体上进入城镇化发展后期和工业化后期的中国,正面临又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县域地区必将成为未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而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新城则将成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升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关键,对于解决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系统耦合视域下解构城镇化内部协调发展机理,利用计量模型和空间分析工具,对2014年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城镇化内部各维度指数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城镇化指数差异最明显,生态城镇化指数差异最小,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差异基本一致;②综合城镇化指数呈现出“核心-外围”分布格局。由于城镇化市场机制不强,产业梯度差异较大,公共服务投入悬殊,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导致城镇化发展“涓滴效应”不强;③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呈现出“东北部高-南北两头较低”的分布格局。东北部地区城镇化各维度指数都较高且差异较小,南部地区城镇化各维度指数差异较大,北部地区各维度指数都较低。立足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现状,建议增强城镇化市场机制,打破地区分割,深化产业的上下游和区域合作,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2006-2012年河南省各地市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GIS技术对城镇化的时空演变格局、内在驱动因素及内部协调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06-2012年河南省各地市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整个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人口、空间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城镇化类型以人口导向型城镇化为主,但经济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生态城镇化存在进一步恶化趋势,在今后发展中应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甘肃省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的量化分析

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对甘肃省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构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甘肃省2000—2012年的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进行计算,并根据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其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近10年来,甘肃省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发展处于失调状态,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着重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基于新视角的上海城镇化建设发展现状及思考

在阐释了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上,分析了近年来上海城镇化的发展现状。结合新型城镇化的"新"特点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要求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2年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其他15个城市的各项数据,定量评价了它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情况,结果显示,上海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位居第一。通过与其他城市的比较,对上海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积极建议。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2005—2016年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以及二者同步发展的状态;通过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对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子系统,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②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均值在0.34~0.70之间,整体上处于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均值处于0.20~0.60之间,整体处于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③黄河流域超过78％的地级市为生态滞后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生态环境的压力凸显;④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科技投入等对于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摆脱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要针对上游和中下游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     

论重庆城镇化进程中物流业的协同发展

不断推动城镇化进程是重庆长期的战略目标,直辖以来重庆的城镇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重庆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物流业的发展也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抓住城镇化的巨大机遇,推进重庆物流业的协同发展,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针对重庆城镇化及物流业发展情况,分别从物流业规模、结构、投入、产出和能力等5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协同发展建议。     

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地级市的时空计量模型分析

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并选取2000~2013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中的直接和空间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是本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推动因素。其中,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对本地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主要源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中国各区域间城镇化发展存在空间相依性,即一个地区在积极发展城镇化的同时,还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辐射效应。本地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对周边地区城镇化所产生的负向空间外溢影响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发展在区域间的作用力。相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周边地区城镇化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山西省城镇化地域差异研究

为阐明山西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引入城镇化不平衡指数这一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各市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主要由客观自然条件和产业发展模式决定,城镇化水平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是相适应的。     

农村城镇化后的绿化建设

本文针对农村城镇化后绿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农村城镇化后如何进行绿化建设,逐步实现绿化建设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镇化及农民安置的联动,发展绿色产业,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综合效益.旨在引导农村城镇化绿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使其在空间布局上符合其发展的整体要求.     

以科学规划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以安徽省淮北市为例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破解城乡和城市内部"双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城乡规划作为城乡建设与发展的"先行官",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因此,坚持科学规划,就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淮北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一项重要任务。     

广西城镇化发展刍议

广西目前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城镇等级发展水平低,初步形成了"四群四带"的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文章分析了广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发展水平低、发展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以及缺乏城镇特色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促进广西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措施。     

产城融合视角下中国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区域比较及评价——以三大城市群为例

区别数量扩张的传统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已然转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形态,探究其持续性发展对当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于以往文献对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基于定性方法的研究,采用产城融合水平测度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并从新型城镇化人本导向的角度考察中国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以2016-2017年国家公布的两批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测度2014-2016三年间全国两批及三大城市群的特色小镇产城融合水平.研究发现:整体上特色小镇产城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区域分布差异存在;时间维度上,全国特色小镇产城融合水平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产城融合类型看,全国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发展的水平还不高,尽管长三角城市群的产城融合水平已经步入中度协调时期,从全国看,我国特色小镇产城发展仍处于低度协调发展阶段,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镇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农村土地市场存在的问题

城镇土地的集约利用 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措施之一。土地作为城镇建设的载体和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土地供应与保障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空间，潜力和方向。因此，运用综合手段合理解决土地从哪里来，城市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提高城镇化水平必须坚持土地集约利用，这是城镇化进程的现实选择。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不足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在这一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