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史三重证”

继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先生提出自觉将历史文献、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并和民族学资料参互印证的“古史三重证”法。“古史三重证”法的成功实践,使古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不断将中国古史研究引向深入。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王国维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释证文献,建立古史体系。＂二重证据法＂不是虚玄的历史哲学,而是切实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能否定。当代简帛佚籍研究出现了盲信出土文献的现象,实乃未能很好地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王氏强调＂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这正是当代学者正确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认识论看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为纪念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80周年而作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被研究古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甚至有些学者在运用二重证据法时还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对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探索二重证据法本身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的合理内核及其局限性.     

陈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学术启示

陈寅恪先生＂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观点,除了含有明显的自谦语意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史研究所具有的特殊的难度。古史研究要求对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材料作严格的审查。自学古史应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陈先生的观点在学风浮躁的今天仍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看王国维的治学方法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研究古史的经典论著,运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由考证文字到阐释制度文化,将传统考据与逻辑论证相结合,多闻而阙疑,在治学方法上给予后学众多启示。     

三重积分计算法的一种直观理解

本文从高等数学教学实践出发,借助三重积分为＂非均匀密度立体的质量＂的物理模型,同时结合穿针法和截平面法,给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以一种全新的理解,有助于教学中学生更形象地理解和掌握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二重证据法”探源

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学混而不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研究、史学史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以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中已经被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及其例证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王国维总结多年的古史研究经验,从理论角度提出了这一科学严密的论证思路,为我国史学理论的日臻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之新材料考证地上之史料,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等出土的新材料来考证补充传世文献的记载,这一理论为我国古史考据、史学甚至文学等研究都提供了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与态度。     

论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最初是由王静安先生提出的,他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史学大家安作璋先生访谈录

安作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界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独步学林,至今已成为一代史学大家。通过阅读安先生的论著,与安先生面对面访谈,努力探寻他在史学多个领域独辟蹊径,不断前行的内因和规律,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同时还邀请陈乃华、张仁玺、高志文三位教授撰写了三篇专题研究论文,与访谈录一同发表,以鄕读者。     

陈复华主编《古代汉语词典》书证晚出例再举

对于一部《古代汉语词典》词项的释义来说,其书证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其始出书证的正确选择与否,至关重要。文章就新近发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的28条书证晚出问题,提出拙见,以就教于陈复华先生等。     

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性质问题刍议

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书院不是国家规定的一种教育制度,而是民间人士自发创造的学校教育模式,书院的名称也因此极不固定,"书院"和"书堂"("书舍"、"书斋"等)存在着互用、通用的情况。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认为唐代的东佳书堂已有书院之实,但尚无书院之名,从而否定了作为教学机构的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观点。从"书院"和"书堂"("书舍"、"书斋"等)名称的互用、通用来看,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与时俱进 使《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体现时代性

《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应贴近学生、贴近时代、贴近历史科学社会功能,对课程内容进行挖掘、更新与整合。力图将体现时代发展、学生要求和历史科学社会功能的耳目一新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充分彰显《中国古代史》课程应有的活力与魅力。     

论鲁迅先生关于“宋代说话”分类之误

关于“宋代说话”的分类,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根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分为四科,即：小说、谈经、讲史书、合生,这一分类方法有误,是鲁迅先生对《梦梁录》的误读所致。实际上＂宋代说话＂应该分为小说、说经、讲史书和商谜四科,“合生”从属于“小说”。     

"3+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高考方案的合理性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学生的各科会考成绩,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和地理共计9门课程,使用因素分析方法对“3 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高考方案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9门课程可以科学地分为三类:“文科综合”包括历史、政治、地理三门课程;“理科综合”包括化学、物理、生物三门课程;另外三门课程数学、英语、语文可以看作无论是文科学生还是理科学生都需要学习和考试的课程。这恰好与“3 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高考方案相对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科学性。     

《孟子》引《书》二例考论

阎若璩为代表的学者以《古文尚书》原文与《孟子》引《书》之文不同为伪迹。但是,《孟子》引《书》存在改动加工情况。《孟子》的《梁惠王下》和《滕文公下》两篇对《古文尚书》的《泰誓上》和《武成》的两例征引,便是孟子为圆己说有意改动的结果,不能以此作为《古文尚书》造伪的证据。     

少壮埋首勤耕耘 晚年伏枥更奋蹄——著名修辞学家宗廷虎先生学术历程回瞻

2012年8月18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组织召开了"汉语修辞史与汉语修辞学史学术研讨会暨宗廷虎先生80华诞庆贺会",笔者提交的发言稿主要谈三点:宗先生一生硕果累累,奖项不断;宗先生退休后的成就超越退休前;宗先生的学术贡献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