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主体角度看“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权力主体当然是"教授","教授"是大学权力主体的表征。"教授治校"制度是对大学学术机构本质的认同,"教授治校"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于它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权力主体的归位,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大学普遍实施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真正赋予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和地位。     

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教授治校,对于高等教育工作人员来说早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大学经久不衰,肯定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得到顺利推行,层层受阻,且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要想知道原因,我们首先要分析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内涵是什么?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仅一字之差,二者有何区别?     

对教授治校关键问题的审视

教授治校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在于教授阶层参与大学权力治理活动,它不能由种种变体,如教授治学、教授治教等取而代之。对教授治校实践中六个关键问题,即管理还是治理、在朝还是在野、干预还是介入、治学还是治政、名义还是实质、个人还是群体等的回答直接决定着该治校实践的核心理念与根本构架。事实上,教授治校的本性是大学治理,其基本思路是以在野治校为主途径,以间接干预为主形式,以治政为主内容,以实学教授为主体,积极推进教授群体治校与教授个体参与治校的同步发展。     

“教授治校”的实质与边界——与杨兴林教授再商榷

大学到底应该追求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这一争论关涉到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基本取向.教授治校所蕴涵的旨趣是对大学民主管理的诉求,它要求给予普通教师群体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的权力与机会,但不企图独霸权力,也不追求对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重要、但非唯一的前提,若不具备这一条件,教授治学难免受到侵蚀.推行教授治校必定会遭遇重重阻力,但它作为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应动摇.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流变思辨——一种分布式领导的观点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演变,国内大学似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高校治理模式,但事实上由于先天性缺陷和后天性因素的影响,教授治学缺乏长期存在的土壤和良好发展的必要条件。片面强调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治校）无疑将西方观点生硬套用,从而将高校管理推向两个极端。走向校长—教授共治才是当下国内高校管理应当的目标与路径,它符合教师自我承诺变革的内在动因,有助于解决高校内的非配置低效率问题,这是一种分布式领导的观点。     

耶鲁大学教授治校的成因浅析

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是西方诸多高校管理的核心,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实力大小。耶鲁大学作为美国最早实施教授治校的大学,引领了美国大学教授治校模式的开展,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先驱。这样一所名校的"教授治校"是在哪些因素下完成这一对模式的建立的,值得思考。文章从教授治校的概念入手,结合耶鲁大学教授治校的发展历程,从德国影响、美国本土文化积淀及耶鲁自身原因三个方面分析耶鲁大学教授治校形成的原因。     

教授"治校":大学校长民主管理学校的理念与意义

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的传统,也是大学校长必须依靠的管理大学的力量.本文回顾了教授"治校"传统的形成以及教授"治校"的理论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教授"治校"的基本内涵以及教授"治校"理念对校长治校的影响.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探讨——与赵蒙成教授之《再商榷》的商榷

教授治学是教授本质内涵的合理延伸,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本质规定的结论建立在思维逻辑与事实逻辑统一的基础之上。民主管理是大学师生员工共同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不能与民主管理划等号。现阶段教授治学不能落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将其一概归纳为教授治校不落实确属归纳不当。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行政管理者精于治事是落实教授治学的重要条件与价值追求。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辨

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创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而教授治学仅指教授在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二者具有本质区别。教授治学仅仅是教授治校的一个枝节部分,教授治校则是教授治学的必要前提。以教授治学代替教授治校,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民主化改革的倒退。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

教授治校是源自中世纪大学的一种管理实践,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将其付诸实施的大学。北大“教授治校”制度虽然面临合法性的困境,但是民主的治校理念、学有专长的教授群体以及蔡元培校长的个性特质为该制度的实现提供了条件。通过该制度,北大教授获得了大学事务的决策权力。但是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后,由于其管理理念的不同,“教授治校”制度在北大走向消亡。     

试析“教授治校”中“教授”的特质

"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悠久的大学管理理念,近年来又逐渐引起高教界人士的关注。教授治校,从其字面上来看,在英语中应直译为professoria lgovernance。但由于在西方大学,尤其是传统的西方大学中,教授是大学教师的主体,甚至是大学教     

教授治校:源流、模式与评析

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理念的精髓,亦是西方大学管理的基本模式。通过对教授治校历史源流的追溯,阐述教授治校的两大基本模式——欧陆模式与英美模式,并从合法性、合理性和局限性的视角对教授治校进行评析。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校长治校

教授治校源于欧洲,是欧洲一些国家大学保证学术权力行使的重要制度。在我国近代大学创立之初,教育家们也对教授治校进行过探索。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内部事务的一种管理模式,是指教授更多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调解与学术相关的资源。校长治校意味着校长在高校管理中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处于领导地位。事实上,在大学这个系统内部,要实现有效治理和优化治理,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设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同运行。     

论教授主导治学与参与治校的统一

在现代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组织中,教授需要治学,也需要治校,主导治学与参与治校是统一的。从大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整体趋势是教授参与治校,也主导治学,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从现代大学实际运行看,治学与治校主体通常交叉,绝非某一主体独享某一专有领地;从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内在逻辑看,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并非截然对立。当今中国要切实建立教授主导治学、参与治校的大学治理结构,在理性层面上应着力认识其深刻的内在缘由;在实践层面上应努力探寻其适宜的相应路径。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其合法性分析

"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的一种传统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它形成于中世纪大学,在近千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教授治校的形式和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其基本内涵没有变,这是大学的本质特性决定的.现代大学对教授治校传统的"弱化"甚至"异化"现象亟须我们把握教授治校的实质内涵,分析其存在、变革的合法性和现实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现代大学中继承这一传统.     

论教授治校的合理诉求与资质优势

当下教授治校遭受的实践冷遇正动摇着"大学人"的教授治校信念,这一现象产生的主因是人们对教授治校实践产生的两个原生问题——教授有必要治校吗?教授有条件治校吗?——的认识深度不够所致。教授不仅需要参与治校,而且最有资格参与治校,是落实教授治学的根本途径。教授治校的正当利益诉求在于它能保证大学学术力量的牢靠存在与持续发展,能...     

20世纪20年代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

为后人所称道的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有其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授治校”为例,教授会与评议会是其基础性组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过程中,“教授治校”制度的成立和“教授治校”管理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思潮引领、组织基础与人员支持。特别是留美“少壮派”作为中坚力量,在教授会与评议会成立过程与早期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教授会与评议会代表着清华教师群体,在维护教师权益、践行“教授治校”过程中发挥了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作用。以教授会与评议会为基础的教授治校制度,深深影响了清华二三十年代的发展。     

教授治校对高校管理的现实意义

教授治校作为高校管理的一种理念与模式由来已久,时至今日教授治校仍然是高校管理中的热门话题。教授治校的程度和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体现,由于当今高校中的行政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正确把握教授治校的内涵,了解教授治校对于高校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优越性具有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及其文化意蕴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师生通过不懈努力,逐渐建立起"教授治校"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形成的方式是经由"自下而上"的斗争;二是制度设计上采取代议制,并且实现了既包括学术事务又包括非学术事务的完全的"治校"权。清华大学"教授治校"是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大学民主管理方式本土化的产物,其最大价值在制度文化方面。"教授治校"体现了以学术为本的大学组织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学者为本的民主管理的组织文化,体现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何为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话题,近年常被人提起,但其中也有一些误解。如果从表面观察,教授治校,好像就是有教授职称的人在管理大学,如果教授治校是指这样的情况,那中国现在的大学早就是教授治校了——现在中国大学里的负责人,哪一个不是教授?哪一个不是博导?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