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监听制度立法之建构

在司法实践中,监听这一侦查行为正越来越被广泛地运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监听也严重侵犯着公民的隐私权.长期以来,我国的监听立法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严重制约着监听这一侦查行为的运用.笔者在分析我国现有监听制度立法缺陷的基础上,对构建我国监听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试论技侦证据的效力与规范

技术侦查在当前的犯罪侦查中是一种新型且很有必要的手段,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有规定。然而这种侦查手段是一种特殊情形下才能使用的手段,因此,通过该种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具有其特殊性。任何事物都包含两面性,我们在肯定该手段效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存在的问题。现从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入手,分析了该种证据的特殊性、效力认定及对其如何进行规范,从而使该种证据更加规范,在审判中得到有效运用。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     

毒品犯罪诱惑侦查获取证据的采信问题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查获毒品犯罪案件的常用方法,在我国也得到了广泛应用,部分地区高达八成以上的毒品案件采用了诱惑侦查手段。然而,对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以及通过诱惑侦查手段所获得证据的效力,理论研究中尚存在着争议,司法实践中看法不一。针对当前毒品犯罪诱惑侦查获取证据面临的采信问题,笔者作一肤浅探究。     

网络通讯监听与传统监听之比较

网络通讯监听作为IT时代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它同传统监听存有密切联系。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一方面网络通讯监听和传统监听有明显相同点,这主要包括实施目的、运作程序和法律责任三环节。另一方面它们二者又存在较多不同点,这主要涵盖实施平台、直接实施主体、负面效应、具体使用程序、非法证据排除及普通民众认知心态六部分。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电子监听技术的立法思考

电子监听技术作为技术侦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国际反腐败斗争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合理运用电子监听技术并完善相关立法是非常必要与紧迫的。在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电子监听技术侦查立法提出建议：（1）应将电子监听等秘密侦查方法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律中单独列章予以明确规定;（2）应将职务犯罪尤其贿赂犯罪明确规定在电子监听的适用案件范围之内;（3）严格规定运用电子监听侦查的审批机制。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监听措施的探讨

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各类犯罪活动更隐蔽、更频繁,且手段多样,职务犯罪尤其不易侦查,在刑事侦查中已广泛运用的监听措施,也可以尝试应用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中,但要研究监听技术,掌握运用的方法,控制使用范围和程度。     

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以监听为视角

技术侦查作为查清犯罪事实的一种重要的、新兴的犯罪侦查方式,已经在各国的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较之传统的侦查手段,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顺向性、高科技性。随着当今社会犯罪形式的日趋多样化,传统的侦查手段显得有些不足,技术侦查的优势较为明显。域外的立法与实践均承认技术侦查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并且予以了一定的限制。我国立法几乎没有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应该予以立法完善。具体包括:技术侦查的审批主体,技术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效力,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技术侦查中侦查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从实验研究角度对侦查实验证据效力的探讨

关于侦查实验的证据效力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争议。从实验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侦查实验同样包含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为了能够达到实验研究的要求,参照侦查实验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实际情况,在侦查工作实践中提出了四条原则。但从侦查现状来看,即便遵循这四条原则实际上也无法满足实验研究程序的规范性,同时侦查实验很多时候需要验证的是偶然性事件,违背了实验研究的最基本原则,因此从实验研究角度而言,侦查实验其证据效力不足。     

诱惑侦查制度：国际比较及立法启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对诱惑侦查均采取肯定的态度,但同时也都试图在立法和实践中对诱惑侦查加以限制,以排除侦查机关对此种侦查手段的滥用。借鉴国外诱惑侦查制度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我国诱惑侦查立法应包括诱惑侦查的原则、适用的范围和对象、条件、程序、证据效力、法律责任等规定,以寻求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     

诱惑侦查及其合法辩护的制度建构——以贩毒案件中运用诱惑侦查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

诱惑侦查是收集证据、证实隐蔽犯罪的有效手段,在刑事诉讼特别是贩毒案件的侦破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侵害人权、陷民入罪的危险。面对这两难的选择,既要发挥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的积极作用,更要保障无辜公民免被陷于侦查圈套而成为罪犯。只有将诱惑侦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赋予因受到侦查机关设计的侦查圈套而陷此情境的被告人以合法辩护的权利,才能控制、减少诱惑侦查的不当运用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通讯监听行为的法律规制

通讯监听是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采用通讯监听这一种技术侦查手段,该项行为直接影响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因而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由于对通讯监听行为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应当以法律形式对通讯监听的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前提条件、审批程序、实施期限、执行措施以及监听材料的具体使用等进行合理规制,以使它能够在正当法律程序范围内规范运行。     

论监听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监听的技术性与秘密性决定了它在真实发现上的独到优势。但是,一旦运用不当,监听极易侵犯他人隐私权。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监听制度,应当平衡真实发现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结合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体系的特殊性,完善监听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非法监听的权利救济。     

论我国监听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侦查机关侦查活动中,监听是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甚至有可能会为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提供保护,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技术侦查所得证据的可采性新探——以秘密监听为视角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的概念给予了重新定义,引发了学界对相关条文的重新解读。结合新增加的与技术侦查措施相关的证据条文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以秘密监听为视角,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对秘密监听所得证据的可采性区分情况给予分析,完善相应的证据采纳规则。     

略谈我国应确立的刑事非法证据认定制度

我国应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认定标准应根据我国实际、结合我国国情作出选择。据此分析了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等来源上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形式上非法证据的认定，同时也论及了运用上非法证据的认定以及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和毒树之果等问题。     

秘密监听的价值冲突与平衡

秘密监听作为打击犯罪的高效手段,已被较为广泛地运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但在立法上尚属空白,公众对秘密监听的认可程度还相当低.因此,全面解析秘密监听的价值,深入了解秘密监听的价值冲突,寻求平衡秘密监听多元价值冲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是提高人们对秘密侦听的认知度的有效途径,更是构建、完善我国秘密监听法律制度的理性基础.     

浅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分析我国学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看法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意义、现状与不足,认为必须有限制地在刑诉法中正式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确立非法搜查、扣押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秘密侦查监听排除规则。     

对监听的重新认识

考察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侦查实践,会发现监听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我国古代就有依靠自然感官进行监听的案例。目前学界对监听概念的认识并不全面,没有廓清监听的全貌,与客观实际不符。监听是强制侦查行为,本质是秘密听取他人的谈话信息,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否则就会挂一漏万。科学地界定监听的概念和性质是实现监听立法的逻辑起点,也是对监听进行合理规制,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相平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论诱惑侦查的存在问题及其规范与制约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在证据收集时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文章在肯定诱惑侦查存在价值的同时,也阐述了该侦查方法存在的主要弊端;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从法律层面建立起相应的制约机制,对侦查机关使用诱惑侦查进行规范。     

论刑事侦查监听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作为一种侦查措施,监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鲜明地反映了侦查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安全、秘密的私生活权益之间的冲突。本论文试图以公民隐私权保护为视角找出监听中侦查权力的合法界限,进而指出应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来平衡侦查权力与隐私权之间的权益冲突,并以此来设计侦查监听的各项程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