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论”的源与流

“作者论”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为人所重视的电影观念之一,具有天生的浪漫主义品性.从法国兴起后迅速传播到英国和美国,最初在美学上的个人崇拜发展为民族主义,然后又遭遇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电影批评理论,虽然经历了诸多论争,作者论的贡献不可磨灭,它依然占据着电影世界重要的席位.     

罗兰·巴特美学述论

罗兰·巴特的学术研究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文学的符号学研究进行了最初的探讨;第二阶段,是他的结构主义文艺思想成熟时期;第三阶段,转向“文本”研究,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第四阶段,转向“道德观”的研究,并采用“片断”的方式进行写作。     

“五·四”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几点联系

本文运用扬弃理论论述了“五·四”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五·四”文学观念在功利论、表现论、决定论三方面均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     

科技时代的写作——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谈起

本文从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开始,认为巴特提出的“零度写作”是科技时代理性对文学创作进行渗透的结果。从表面上看,“零度写作”拒绝了传统文学中的虚拟式写作和命令式写作,拒绝表现意义,但这种完全没有情感的、完全理性的机械式写作实际上已把文学推向科学理性的思维范畴中,因而丧失了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在科技时代里,文学仍然要以探寻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为己任,因此,作家要当心科学理性的陷阱,保持“本心”而拒绝“机心”。     

把握文学作品中作者情感的途径

文学作品是作者心血凝聚的精华,是作者独特生活底蕴和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文学作品包含着作者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寻。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法朗士说：“读文学作品是一种灵魂的探险。”读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可以获得独特体验,经历心灵的一次探险。这种体验和探险,离不开师生对文学作品中作者情感的把握。     

郁达夫文学思想探讨

在文学本体论上,郁达夫是一个“唯真唯美”说的倡导者。他的文学观念的最基本内涵是情绪表现论,认为是不可遏制的情感“逼迫”作家写作,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认为,文学具有宣泄情绪、净化情绪,能为读者作者寻觅知音、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的作用,但他否认文学的社会功用。     

“作者之死”之后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引发了文论界对文学传统的反思,作者的权威面临挑战,读者获得了新生,文本也从封闭走向开放。本文旨在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阐述罗兰·巴尔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背景及其对作者、读者、文本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者的死亡”：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究的论题

20世纪文评理论总的倾向是不把写作主体“作者”作为关注的重点，或是把作者排斥于文评之外。布朗肖、巴尔特、福柯、德里达等文评家和哲学家宣告“作者死亡”的观点趋于一致，但说法及内涵不尽相同，容易引起误解。本文试图对以上四大论家的观点略作评介，指出“作者死亡”观既是反文学传统又是富有开创精神的先锋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究。     

试论德里达对结构叙事学理论根基的拆解重构

基于其结构论哲学思想之上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一反传统批评家以作品内容为本体、以作家的主观精神为动力的文学叙事观念 ,提出了以文学结构形式为本体、以文学法则程式为动力的新叙事理念 ;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 ,深刻洞察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过分强调文学叙事的普遍统一性而完全忽略了它的具体差异性的致命弱点 ,提出了一种以具体多样的话语文本为本、以能动多变的个人天才创造为动力的新型的文学叙事理论 ,将西方的符号叙事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结构主义之后的作者

后结构主义宣判了作者的死亡,作者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权威话语拥有者,作者的权威、意图与身份都被解构,作品和读者取得了独立自足的地位,作者在阅读与解释中并不具有优先权。女性主义文论面临着建立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的艰巨任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作者问题。面对被打倒的作者,女性主义文论遭遇到历史的反讽,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赞同巴尔特宣布了作者之死,将女性从作者的家长式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抹杀作者,重视个人经验在作品中的表达,谋求女性作者的身份的一种建构。     

由《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晚年答复任安的一封书信。由信大致可见司马迁生死观的特色;承认生死是客观自然的现象,不反对全身避祸,自我维护,强调人格的独立和人的自身尊严;肯定有价值的从容赴死;歌颂“虽被万戮”而无悔的人格精神。     

《红楼梦》中人物死亡类型探析

《红楼梦》通过对近50个人物死亡结局的精心设计,描绘了底层卑辱者、社会抗争者、“狂人”、阶级压迫者等几种类型的悲剧人物角色之死,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昭示了封建社会定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不能以误读纠正“百年误读’’——与《“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的作者商榷

孔子的“克己复礼”,是一个明显具有政治内涵的命题;孔子对周礼有突破,但也有保留。《“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一文,将“克己复礼”归为纯粹的修身之学,且只讲孔子对周礼的颠覆,而不提孔子对周礼的保留态度,这就有可能导致对孔子思想的新的误读,不利于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失乐园》中自然意象与死亡意象的运用

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是以中年人的性爱为主题的恋爱伦理小说,男女主人公以死亡为代价换取爱情的永恒。小说中作者运用日本传统的唯美写作手法,并以唯美的死亡为结局。文章探索渡边淳一在《失乐园》中自然意象与死亡意象的运用及艺术效果。     

The Working Class Reject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From Confucius to Lin Piao, all reactionaries in history who tried to restore the old order and turn back the clock invariably advocate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hung yung]." Confucius praise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the "supreme virtue"; Chiang Kai-shek spoke of it as "the most refined and correct philosophy of life"; and Lin Piao babbled that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 is rational."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however, have nothing but contempt for all this trash. Hadn't Confucius cursed that "the inferior man opposes the mean"? This shows that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s always been opposed by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since antiquity. 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most thoroughgoing revolutionary class, so it should thoroughly criticize this doctrine.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基于“一体两翼”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过程,其间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也深刻启示着世界人民对未来发展的新探索。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体两翼",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什么是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以及主体和两翼之间的关系,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将来更高水平的理论创新做好准备。     

个体生命意识的激荡 --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看《西游记》的创作动机

写作的本质是生命化的.孙悟空作为<西游记>中的主人公,自然是吴承恩精神思想和心血的凝聚与外化.我们将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子和吴承恩<西游记>本子中的孙悟空形象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吴承恩对孙悟空形象的改造与重塑.这其中的创作动机,运用现代心理学知识的解释,即作者内心深处生活本能意识和死亡本能意识的激荡.而这一个人心理恰恰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暗合.     

论余华《活着》的死亡体验

《活着》展示了一幅幅死亡全景图。余华根据他儿时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现实的理解，讲述了一个个死亡的事件。《活着》死亡的背后，超越了作者以暴力、血腥、恐惧渲染死亡的怪圈，寄托了作者对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苦难命运的关注与思考。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精神原型给予人们面对死亡的勇气与信心。     

残忍的力量--对《罪与罚》和《活着》中"死亡"主题的比较

《罪与罚》和《活着》分别通过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和福贵的视野表达了对死亡所具有的残忍力量的认识。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决定了他们对死亡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也决定了“活着”对他们不同的意义。     

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

《施鲁之争》的作者,重提1933年鲁迅与施蛰存关于《庄子》和《文选》的争论,以为鲁迅对施蛰存进行“人格攻击”,致使后者受到“极大的伤害”,还说鲁迅有“骂人的习惯”,“骂,是‘鲁粹’之一”等等。论文驳斥了《施鲁之争》作者的种种观点,并回击了其对鲁迅的轻薄、诋毁与辱骂,认为当年“施鲁之争”这一公案,是关乎“五四”开创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原则问题,决不是文人之间的“私怨”和毫无意义的“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