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关森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程关森是在赣东北大地上土生土长、自学成才的记者、编辑兼作家。他和人民同呼吸，与共和国共命运。他在大森林里度过了艰苦而充实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重返新闻和文学战线，没有抱怨，只有拼搏，10年间出书6本，发稿量达2百余万字，获奖31次。被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无法忘却的记忆

教育生涯中夹杂着一些记忆，让每一个认真走过的人，在回首凝视时，都有无尽的“假如”。在一个个相似却不相同的日子里，一些充满“遗憾”的经历和往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论张炯的生平道路和学术成就

张炯是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学者、文学家,他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三个领域融合、创新,并以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密切结合,独树一帜。作为跨世纪并跨越新旧社会的文学家,他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学术立场。新时期20年,他从文艺理论研究转向当代文学的评论,后又重返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他的学术视野宽阔,一直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注意从审美和历史的视角去研究文学。他不仅写了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还写了许多综合性的述评,积极充当作家与读者的桥梁,而且不断结合新的文艺实践,参与探索文艺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与规律,为当代文学史家提供重要的参照。在文学史的编写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努力吸取百年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把文学史研究奠定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文学如何呈现记忆——赵本夫访谈录

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人类命运终极关怀意识的当代著名作家,赵本夫先生在此次访谈中,结合他的＂地母＂系列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详细阐述了小说文本中的故乡记忆、孤独和焦虑意识,以及浪漫情怀等几个方面的话题,并对有关＂土地＂哲学、生命关怀和当下作家记忆状况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体现了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当代作家的清醒的历史观念、浓厚的忧患意识,以及独立的批判精神。     

作为记忆形象的多余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记忆

多余人是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从记忆形象来思考多余人,无疑会加深对俄罗斯文学长廊中多余人形象的认识。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出现总是与俄罗斯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预兆紧密相关。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大批对暗潮涌动的时代风云先知先觉而又无能力成为弄潮儿之人,使奥涅金和利扎文等成为一代代多余人,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具悲剧性和荒诞性。     

本雅明的文学记忆问题

对本雅明文学记忆问题的探讨立足于本雅明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试图将记忆从纷繁复杂的哲学思想中抽离而出,尽可能考虑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以期深入其内部考察它文学记忆所涵盖的内容。本雅明认为记忆的先决条件是遗忘,主要从过去的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穿梭形成星丛结构般的构型方式。不仅大致勾勒出记忆的主要过程和重要因素,还将记忆辩证地分为非意愿记忆和有意识记忆,二者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文学现场与文学记忆——析台湾文化创意文本《我在我不在的地方》

本文以台湾文讯杂志社编辑制作的《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学现场踏查记》的文化创意为分析对象,将之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行为,说明对文学生产处所的考察探寻和意义阐发的行为大有助于人们对文学发生、作家成长、文学场域形成的深层理解;同时这一行为也拓展和丰富了文学现象研究的视野和表现方式。文学现场的踏查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之一,其存储和累积的方式具有"多媒体性"和流动性,表现出代际差异和意义增补的特征。它与文学地形变迁联系在一起,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学叙事形态,丰富和补充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论述。     

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与幸存者作家

二战结束后,犹太作家尤其是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在反映与表述历史灾难方面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挑战。以卡一蔡特尼克和阿佩费尔德为代表的幸存者作家,从幸存者的独特视角对民族历史与民族灾难进行回顾与反思,触及犹太人历史、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中某些本质的问题。同时,又将目光移向战后犹太人,尤其是幸存者在以色列的生存与命运,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如何负载着沉重的记忆负担、在新环境中寻求生存途径。这样一来,他们的文学既在解说民族历史,铸造着民族记忆形式,又同现存社会语境与政治话语建构起某种象征性的联系。     

文学小传统下的个体记忆与小说诗学——论宗璞《野葫芦引》

宗璞《野葫芦引》为探讨作家在文学记忆与历史细节的缝隙间如何经个人文学小传统而浸润出深厚而别致的审美底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个例。从文学传统的内在融合来看,《南渡记》《东藏记》在女性视角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描摹上显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作家对于战争的书写与关于历史的看法也将《西征记》里对世态人情的表现作了更为细致的审视。而已经完成的三卷本小说文本中对“野”这一小说诗学的建构方式．则从文学范本选择与长篇小说文体自律性的关联中为趋向世情／虚构流向的史传诗学提出了切实的当下指向．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抗战文学的繁荣

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茅盾、废名等作家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迁徙,是作家个人性迁徙的典型;香港文化人大营救是作家集体性迁徙的典型。作家迁徙呈现出自身特点:作家集体性迁徙与个人性迁徙并存,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作家迁徙促进了抗战文学的繁荣与文学空间的拓展,对抗战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水星》小说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合流

《水星》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然而它打破了当时北平文坛的沉寂,消除了南北文学观念的分歧,其在沟通学院派与文坛关系方面的功劳也不可忽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把《水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会发现京派作家、左翼作家、中间派作家在《水星》中形成了"三家鼎立"的创作局面,且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合流的趋势。如此,探讨《水星》小说及其合流现象,有助于我们近距离触摸20世纪30年代文学多元共生的历史场景,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30年代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轨迹和真实面目,也有助于我们明确《水星》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余华的“文学记忆”与小说创作

余华所说的“文学记忆”是一种创造性记忆,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体现在小说的时间上以“圆形”方式呈现,并影响着很多小说的结构也呈首尾相连的“圆形”。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水”意象,即对“水”的不同意象,或从不同层面将其分成异质的部分来描写,或将其与相似或相反性质的事物相联系,便能从中发现某种新鲜的意思或感觉。     

潮湿的记忆

有一些记忆，从来都不需要提起，只要心中有，又何必去一次次翻晒呢?     

小议鲁迅的创作与其生平的关系

在中国的现代文坛上,鲁迅是一位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各具特色,并深受其少时所受教育和人生经历的影响。本文结合具体的文本,拟对鲁迅的创作及与生平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朱利安·巴恩斯小说对于记忆与历史的文学再现

朱利安·巴恩斯是当代英国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作品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其多部作品在叙述历史与个人记忆的过程中,体现了空间与时间的跳跃性与多维性。文章探讨了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对于记忆与历史的文学再现。     

族群张扬与文学张扬——《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出版

重庆市是全国惟一拥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直辖市。包括散居于全市各地的少数民族，全市已拥有54个少数民族族别，这是一大化优势，也是一大学优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少数民族作家就随着渝东南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划定．而开始以整体的形象进入重庆学的视野。     

穿行于媒体报道和文学写作之间——王芸小说论

王芸小说具有丰富的大众传媒时代风格特性,表现为快餐性阅读消费的小说内容,无性别视角的叙事方式,＂泛修辞化＂的精美语言包装,等,使她的小说迎合了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化趋向和读者阅读趣味;与此同时,她的小说创作,着意意象与象征的营造,关注生活的思考、人性的拷问,在迎合中实现了超越。     

多样化表现手法的尝试与探索——论河北新锐女作家常聪慧短篇小说

作为文学翼军中刚崛起的新锐女作家,常聪慧在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以探索性的笔触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题材选择上,她带着一种全方位关注社会的视角进行着多样化书写;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常聪慧也时刻带着一种不断探索的思维,她的小说中既有传统女性文学作品中的细腻和唯美,又通过尝试和探索梦境描写、死亡叙述、魔幻手法等多种表现方法,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和现代的风格。对她小说中的这种多样化表现手法的使用及其表现效果进行分析。     

身份认同与族群记忆——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客家文学“身份认同”主题研究

客家文学是客家历史文化的展现者,同时也是客家人对现实的思考。客家身份的认同是客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主题不仅成为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客家身份认同是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论沈从文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学模式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或明或隐的文学创作模式,即便是以文体家著称的沈从文也不例外。探究作家的文学模式,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走近作家,而且在创作方式上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三十年代是沈从文作品逐步走向成熟的时代,因此对这时期的作品进行探讨,就显得极为关键和重要。本文拟从主题、情节设置、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对沈从文这时期的乡土小说文学模式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