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觳觫若无罪”中的“若”索解

关于《孟子·梁惠王上》中“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的句读后世一直有争议,前贤各持观点。对“若”的解读是断句的关键。“若”当训“其”,是指示代词“它”,指代“牛”。基于此探讨断句问题。     

生命的馈赠

创世第一天,上帝创造了牛。他对牛说：“今天我创造了你!作为一头牛,你必须跟农夫下地．终日在日头下劳作!我给你50年的寿命。”牛不同意,说：“什么？这种苦日子你要我活50年？让我活20年吧,30年还给你。”上帝同意了。     

荒原情结与寂寞意识——从《鸭的喜剧》看鲁迅与爱罗先珂

鲁迅的小说中《鸭的喜剧》历来不为研究者重视,本文试图以王一川的“双重本文性”作为切入点,解读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精深的寂寞意识,以及这种寂寞意识对鲁迅思想的深刻影响,从而解开《鸭的喜剧》在鲁迅思想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孟子“性本善”思想及其在现代道德教育中的意义

“性本善”思想是孟子“性善说”的核心。“四心”是“性本善”基本内涵,“四德”是“性本善”发展、完善的目标和内容,“人心”是“性本善”发展的中介,“思”是“性本善”被认知和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反求诸己”是主体发展“性本善”的主要方式。“性本善”发展为“四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中,我们更应重视人“性本善”的认知教育,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反求诸己”中持之以恒地践行人性之善。     

“成人”与“成己”：教师教育生活重建与教学个性生成

教学个性即教师“自我”在教师教育生活中的凸显。古代教师教育生活中“成人”（成就他人）与“成己”（成为自己）自发统一,教师教学个性得以原初呈现。现代技术培养使“成人”生活过度膨胀,在“成人”挤压“成已”的教师教育生活中。教师“自我”被消解,教学个性受到严重抑制。当代创新人才的培养,促使教师教育生活蜕变为基于批判的自我创造活动,通过“成己”对“成人”的引领,教师“自我”回归,教学个性得以在教师教育生活中生成。     

主体间性理论在古代西方和当代中国的诠释

主体间性理论受到西方和东方许多学者的关注,当今社会,与主体间性理论相关的教育研究理论也不断出现.从17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到18世纪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再到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胡塞尔的“交互主体理论”、马丁布伯的“我-它”关系理论,以及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间相互“理解”和“共识”理论,这些西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理论为21世纪我国新一代学者深入研究主体间性理论,丰富主体间性的内涵、特征、作用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头记》“辩冤”记——《石头记》是如何为曹家、李家“辩冤”的

《石头记》一书,“借省亲事写南巡”,并以“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手法,叙明曹家、李家的“亏空”实由康熙“南巡”所致。然而雍正继位后,竟以“亏空”之名,“抄”了他们的家。这对曹李两家的当事人而言,自然是“冤枉”的。《石头记》的主旨,就是委婉地在替曹李两家“辩冤”。     

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与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内在关联与区别

学界一直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与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完全对立起来,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一种片面化的误读,并没有结合当时社会历史实际环境来深入探讨阿多诺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深意,以及他与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内在深刻联系.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实质上是对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一种回归和提升,由于两人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所以才产生了貌似对立但却殊途同归的理论形态.从两人所处时代背景、两人代表理论的实质内涵及阿多诺对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批判等不同角度可以看出二人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刻阐发与推动.     

论抗战时期周恩来对三民主义认识的逻辑演进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由于抗日救亡思想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研究三民主义,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成果,其逻辑起点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三民主义的基本态度;其逻辑展开之一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基本态度的历史根据;其逻辑展开之二是逻辑与现实辩证统一：研究三民主义是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其逻辑归宿：实践层面是为抗日救亡服务,思想文化层面是体现与发展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兼容品格,并推动中国共产党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把握“中国梦”教育的核心观点

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贵在把握“中国梦”的核心观点。围绕“一个涵义”、“一条主线”、“三大支撑”和“四项蕴意”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便于大学生准确理解“中国梦”的实质,形成践行“中国梦”的自觉,确保“中国梦”教育的正确方向,实现“中国梦”教育的价值目标。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解读庄周梦蝶

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庄周梦蝶进行新的解读,首先,＂蝴蝶＂和＂庄周＂对应精神分析中的＂本我＂和＂自我＂;其次,寓言中的＂物化＂与死本能的学说有密切的联系,依此探讨庄子思想深处厌生乐死的倾向和死亡的哲学意义;最后,庄周梦蝶的最终归宿是＂逍遥游＂,而这正是＂本我＂对＂自我＂的战胜,是消除了＂意识＂与＂潜意识＂的＂真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人的现代化研究中应引人人的社会化概念

人的社会化是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人的现代化是人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人的社会化与人的现代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的社会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社会化的深化和发展。人的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中引入人的社会化概念,对自身的学科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目的的实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会话中的不合作现象的含意化——“风马牛驴不相及”

在交际会话中提问和回答问题一般都遵循合作性原则,以使对话进行下去,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会话中也会出现一些违反量的准则、质的准则、相关准则和方式准则的不合作现象。这些看似“风马牛驴不相及”的不合作现象并不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究其原因就是会话不只是一种语言与语言的文字符号交流,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语境因素和交际者因素。不合作现象其实是一种迂回会话和高策略的会话方式。     

“桃源”镜像的圆融与疏隔——从东篱、辋川到石湖

文学是生活的镜像,生活是文学的物像。＂桃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镜像,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隐逸生活与文学创作中,对应着不同的现实物像,如陶渊明的＂东篱＂、王维的＂辋川＂、范成大的＂石湖＂等。但由于原初意义上的＂桃源＂镜像的独特性在于隐逸而不失人间情怀,因此陶渊明的＂东篱＂、范成大的＂石湖＂与＂桃源＂镜像之间呈现出圆融的美学特征;而王维则由于晚年身心枯寂,缺乏完全投入的人间情怀,故＂辋川＂与＂桃源＂镜像之间便有所疏隔。     

孟子、韩非民众学说的三点对立

韩非学说体现了对先前诸子学术的总结。对比孟、韩的政治思想,在有关民众学说的范围内,二者在民心、民产、教民三个论题内呈现思想对立的特点。这种对立的本质,是仁政论的“贵民”思想与君主专制论的“用民”思想的对立。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刘熙载古体赋论试议

同治、光绪年间是清代古体赋学的又一座高峰,它紧承乾嘉以来的古律之争,推尊骚辞和汉赋。而刘熙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赋论家。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提出“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提倡祖骚尊汉,推崇屈原的《离骚》和汉代辞赋,表现出道光以来赋学的崇古趋向。     

以小说之“轻”超越生存之“重”——评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自《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发表的第一部的长篇小说,面对坚硬的当下现实,刘震云在文本中实现了轻盈的超越,通过在文本中营造的“轻”的氛围,作品获得了一种“象征性价值”,成功地探讨了生存之“重”。     

屈原的“神游”与庄子的“逍遥游”

屈原的＂神游＂与庄子的＂逍遥游＂都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奇特的精神之游。两者在＂游＂的写法、体验、结局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屈原的＂神游＂是用一种正面铺陈的写法,写出了诗人去留两难的矛盾心境,他感觉无路可走,选择以死捍卫理想。庄子的＂逍遥游＂则是用一种反面衬托的＂跳过法＂,写出了他对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但这一理想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庄子无奈地选择了顺应世俗、与世浮沉。屈原与庄子的＂游＂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再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理清这个问题有利于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该命题所含的内在的理论张力（个人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是巨大的,并内在地包容了“经验性”和“超验性”、“形而上”和“历史性”之几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