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个性—典型—时代(上)

文学是人学,这是高尔基提出的命题。我们也可以说史学是人学,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古代传记文,自然也以人为主体。 本节着重讨论古代传记文怎样写人,并从中寻求对新闻写作的借鉴意义。 细节——个性——典型——时代,这八个字,四层意思,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通过细节描绘,揭示个性特征,刻画典型形象,体现时代精神。 细节,作品中细腻描写人及与人相关的事物的     

文学自觉时代背景下的魏晋公牍文创作

公牍文是一类实用性文牍。魏晋时期,处于文学自觉时代背景下,公牍文的审美特征日益显著,逐渐摆脱汉代散体行文方式,开始较为普遍出之以四六,注重声律与藻饰用典,无韵之笔渐次向有韵之文靠拢。可以说,魏晋公牍句式上整饬成对的趋势、字词上音韵和谐的现象,以及多类修辞手法、文雅意象之运用,强化了古代公牍的文学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为其至南朝达到美文化小高峰奠定了基础。     

口口论补赘补

鲁迅先生曾就“□□”写过“论补”(《鲁迅全集》卷五·884页)。先生说:“‘□□’是国货,《穆天子传》上有过这玩艺儿,先生教我说阙文。这阙文闯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骂了一顿。不过先前见于古人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之势。” 鲁迅先生所说“无法可补”的古人著作之阙文,今人臆补者虽有然而不多。反倒是古人著作原不阙,校书者不明所以不知所从,代之以□□以遮丑。疑文只能存疑,或出校或在疑文之后以()号标出相宜之文。疑文绝对不可代以□□,混同阙疑导致混乱,使读者误以为疑文是阙文。无可置疑之文()号一旦误标,则校者当众出丑;对有可置疑之文,判定是非亦需功力。一字不明,当引为学者之耻;而不可以用□□遮丑和蒙混读者。     

传记之笔写千湖之美千湖之殇

《湖北日报》刊发的系列报道《千湖新记》,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有些像报告文学,但我更愿意称之为传记。为千湖写传,是用传记之笔,写千湖之美、千湖之殇。作者在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轴上描述湖的过去与现在,其中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相互诠释,构筑成了以每个湖的个性为核心要素的日常生活空间。在这个日常生活空间里,我们读懂了每个湖曾经的美丽及其忧伤的现状,     

档案与"廿四史"

"廿四史"是古代封建帝王钦定之正史,誉冠史林,独领风骚.上起黄帝下至明末,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融于一炉,相承不辍,千古不朽,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     

论《万卷归装图》题咏的史料价值

《万卷归装图》乃吴文徵为孙星衍所画,为当时众多名士所题咏,于孙星衍传记研究颇富价值。这些史料价值如下:一补史链之缺环,二证已有之史实,三增专史之趣味。     

简评《中国历史三字文》

薄薄的一本《中国历史三字文》(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万余字就勾勒出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五十万年间的历史概况,线条虽粗,却将自轩辕黄帝到鸦片战争期间这五千年中国古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概括无遗,脉络清楚,叙述详     

熨帖的滋润北大核心

被彪炳为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老子,本是周朝守藏室之史,也即看管藏书室的低层文职小吏。在周朝住久了,看出它的衰败迹象,便离开岗位开了小差。走到某个关口的时候,关令也即关长尹喜仰慕他的名声,探得行踪,终于截留下来,让他勉为其难,将学说著作下来。这本为了出关敷衍而成容量仅有五千余个大字的小册子,便是老子学说的基石,所以被命名为《老子》。     

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

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长期来以文学著称于世,但他在明代历史上,也是一位有理想、有著作、有贡献的大史学家。笔者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里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第一次向读者作了介绍。此后,我又写了题为《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一文。不久朋友来信,要我为《中国史学家续传》写篇文章,于是便将此稿按评传要求作了修改后奉上。近年来读书中有些发现,特别是有的文章已经提出,《纲鉴会纂》乃后人假托而     

文史的交会 政治的玄机——评春风史传小说系列

春风文艺出版社独辟蹊径,认真推出一套“种史传小说(首批推出8种),无疑会给今日喧闹浮华的文坛带来一股真实清新的风气。 这套丛书,一是找到了文与史的最佳交会点,以文写史,以人写史。过去的游史小说多是断代史的演义,以史写入,囿于纷繁的史事,没有也不可能过多地讲求文学性,因此人物形象总是立不起来。春风史传小说一反陈规,以     

论传记文献的特征及分类

传记是我们研究历史、评价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当前浩如烟海的图书文献中，传记文献占了一定的比例。但由于传记作为一类特殊内容题材的文献，及其多种体裁和多种写作方式的特点，使得传记文献的进一步分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正如《新大英百科全书》所说；“传记的分类是困难的。很明显，写传的方式多种多样，各样方式又往往互相渗透，因此至今尚无公认的标准对传记加以分类。”目前，我国主要根据写传的方法划为两大类：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亦称传记文学）。（一）关于历史传记的特征，从研究的内容来划分，主要看…     

张爱玲传记十种述略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先后有十部张爱玲传记陆续问世。虽然写的是同一个人,它们在内容上却各有侧重,在写法上也各具千秋。本文简要介绍并分析了这十部传记的特点．     

先秦战争传播思想研究

战争是古代最经常的交往形式,它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在见于史册的三千多次战争中,传播被广泛运用,并对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争与传播关系紧密,但战争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却没有得到国内学者应有的重视,有关中国古代战争传播思想的著述亦不多见。因此,本文以秦代之前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古代战争传播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用两种视角读一部传记

读到一部人物传记,我总是用两种视角来读它,一是看它识人功夫的深浅,一是看它文笔的巧拙。写传记,自然要先识得人物,要把传主弄个透,如此,传记才算有了根,有了魂。传记写     

一部随意性过大的《中国传记文学史》

韩兆琦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以下简称《传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的出版,结束了中国传记文学“无史”的局面,本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所表现出的过大的随意性,大大削弱了其学术价值。这种随意性主要表现在颠倒了传记文学的根本特征及某些不够公允的论断上。 看过《传史》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聊斋志异》这部“借说鬼谈狐以浇胸中块垒”（《传史》）456页）的书,实属架空设幻之作,竟然被收进了传记文学史中。该书第8章第6节重点描述了作为传记文学的《聊斋》,并选登了三篇作为范本,篇篇写鬼神狐怪,荒诞神异。传记文学是以记载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其根本特征的,这是基本常识。如果连花妖狐怪都可以作传玉,那还有什么题材不可以算传记文学呢?无怪有人讥之为“新聊斋”、     

短而精——一篇一事 不蔓不枝

古代传记文,对于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有丰富多采经历的人物,多详载其一生主要事迹,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汉书》中的《苏武传》、《霍光传》,等等。 另有许多优秀的短篇传记,着重记述传主最为突出的一件事。其主要写作特点是:一篇一事,不蔓     

难写的传记

这题目是看到一位友人写的《传记漫议》一文而想出来的。文中说:“中国缺乏优秀的人物传记,更缺乏符合近代要求的传记。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令人难堪的现实”。此话我以为是对的。至少在目前,满意的传记还太少,与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比,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我对此问题认识的缘起,也与这位友人有关。一个多月前,他约我写一本关于茅盾传记的书。我连忙推辞,这种工作,倘无几年充分准备,是做不了的。但他因我写过茅盾方面的论文,便执意不允,且因旧情尚好,我无奈,最后硬着头皮接受了此项任务。     

《明宪宗实录》人物传记与现存相应碑传文之关系与比较研究

《明宪宗实录》人物传记与现存相应碑传文均为研究明宪宗在位时期历史之重要资料,两者存在一定因袭关系。人物传记在记事顺序、行文用语、对传主评价乃至错误等方面均对碑传文有所承继。相较而言,传记指代清晰,不饰溢美,记事更为全面客观。但也存在一些缺失,如内容粗略,凡例存在缺陷,且不乏曲笔。《明宪宗实录》人物传记与现存相应碑传文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中国史与家史之分辨,两者既有区别,也有相互契合之处,将其加以比较利用,有利于考订史实,接近成化朝历史之真相。     

古代传记散文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

传记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长河中的一脉支流,它源远流长,沾溉广表;传记散文又是我国古代散文百花园中的一丛奇葩,它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当我们轻舟荡漾于这一脉清流,信步倘佯于这一丛奇葩,我们会发现,古代的传记散文,是那么丰富多彩,五光十色,令人眼花擦乱,目不暇接,又是那么深广阔大,汪洋浩荡,令人望而兴叹,留连忘返。本文即拟从这一脉清流当中勺取一瓢清泉,从这一丛奇葩当中撷取一瓣清香,为我国古代的传记散文勾画出一幅简要的素描。传记散文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二千余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国语）、（战国策…     

大事记和年谱的编纂(上)

一、大事记与“史”的关系大事记和年谱在性质上和技术上都是相同的一种编年体史学著作,差别在一记事,一记人。大事记(年谱)与“史”(传)是并列的、彼此独立、相辅相成的。1987年有人写关于大事记的文章,其题目就叫“编史工作的第一步”。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大事记是将收集到的材料排列甲乙,供写“史”参考。我国古代史书有很长历史、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但不外刘知几在“《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四库提要·编年类序》)又,“纪传编年,未有轩轾”。(章学诚:《史考释倒》)可见编年体这种史书体裁,较之纪传,并未有粗细前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