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性思潮的保守主义评说

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中国三大现代性思潮。保守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性主要思想资源 ,反对全盘西化 ,反对激进变革。保守主义作为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拨和补充 ,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中国保守主义往往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受挫之时兴起 ,因而又带有阻滞现代性的消极作用。保守主义的屡屡兴起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它只有在充分接受现代性的前提下 ,才能成为健全的现代性思潮     

“躲避崇高”的知识分子群像——论阎真小说中的世俗知识分子形象塑造

阎真小说塑造了一群在市场社会里与世沉浮的世俗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抛弃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降低人格精神,退守个人生活世界,追求物质,追逐权力,放纵欲望。作家以同情的态度,描绘了他们价值立场主动后撤的必然性,揭示了他们精神境界自动沉沦的过程。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凸现了时代的精神焦虑,表达了作家对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文化反思。阎真小说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世俗知识分子群像。     

论闻一多思想的现代性构建及其表述

民族主义是贯穿闻一多思想始终的红线，体现了他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改造过程中独特的思考和焦虑；自由主义也是其一生的追求，二者于冲突中调适。他这种融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于一炉的思想向不仅与近代知识分子桴鼓相应，而且和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同轭共轨。在其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中有多维的思想趋向和综合表现。     

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困境及其批判

当代中国,由于城市的大肆扩张,使西方几百年间形成的对现代性的研究成果被囫囵吞枣地接受,文学也呈现出中西合璧、古今混杂的局面,以至于迄今仍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命名.若从主题学的视角概括当代中国城市文学,可将其主题大致分为四个类别:底层苦难、道德理想主义、切身性叙事和理性缺失.本文拟以这四个主题为线索,分析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现状,希冀触摸到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     

边缘处的别样行走——关于"女高师"的研究现状、研究地位及研究视角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不仅是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和女性知识分子的摇篮,也因其参与和见证时代嬗变的特质而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由于现代性的核心指向个体解放,因此,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察,将为重新解读抑或反思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窗口。     

语境与差异--对中国接受詹姆逊的解读

“詹姆逊在中国”显示了语境对接受的影响。詹姆逊不是后现代理论的原创者，但“新马克思主义”身份使他的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有众多的读者。90年代兴起的商业文化为中国接受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现实语境，中国接受者却悬置了他的批判立场。詹姆逊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多样现代性的质疑是基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思，却与中国对现代性追求的特殊语境存在落差。     

中国知识分子在后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空间

在现代性话语下,国家权力系统和精英知识分子之间构成了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文化空间。在这种双向的文化空间中,知识分子尽管完成了对国家、权力、政治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和重建,但也在无形中依附了国家权力系统,二者形成了同构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同时,开始了对后现代话语的承传,在“边缘”这一充分的对话立足点上,试图确认中国知识分子构建知识分子真正的身份,开辟民主的文化空间,建立独立的思想品格、文化自主性和精神公共性,在合理性和合法性等层面上构建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     

乡土叙事中的直线与循环历史观

直线历史观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当现代性成为乡土叙事的最终追求目标时,直线历史观在乡土叙事中得以充分体现出来,意在表达一种对乡土现代性的渴望。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对于乡土的种种破坏,在后现代语境下,一种循环历史观重又返回在乡土叙事中,这种历史观的轮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犹疑心态,也表明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论民族国家与男性自我主体表达——析郁达夫小说的妓女叙述

在20世纪初性压抑被视作现代性征候之一而被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所接受。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现代知识分子郁达夫,他的性欲望生成与表达就不仅仅是个体生理的事件与趣味爱好,而是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建构和男性现代性别主体生成缠绕在一起。郁达夫小说中有关个人情欲的狂热迷乱与苦闷压抑的妓女叙述就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通过书写中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嫖娼的创伤性记忆,郁达夫宣泄了作为弱国子民建构自己民族身份的焦虑以及在强势民族面前自我身份被女性化的屈辱;而通过叙述知识者与本土底层妓女充满苦闷与愤怒的交往,郁达夫释放了自己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男性知识者性别身份的不安。     

进步与回退:20世纪中国汉语写作的现代性焦虑

“进步与回退”、“新与旧”、“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等这样一些命题,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密不可分,或者不如说这些命题就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命题。在中国传统的一体化世界中,历史是全息轮回的,天地古今一体,复古即创新,没有现代世界进步与回退之间的紧张。历史进步论进入中国后便迅速与革命伦理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历史“不断革命”的激烈振荡。同时它又直接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言说与书写的方式,造成了中国现代性问题局限于此二元框架之间的焦虑和紧张。“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以一种进步的方式自居。这种进步即是形式上的(白话文)又是内容上的(启蒙主题)。鲁迅就把自己的写作比喻为“铁屋中的呐喊”,呐喊自然是先知先觉者的呐喊,     

论阎真的知识分子叙事——以《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为例

知识分子是社会群体中擅于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显像化的群种,其文化素养的积淀、对情感的鲜明感知以及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过敏性人格都是使之成为文化之镜的理由。阎真的创作是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典型知识分子叙事,这不仅表现为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更是因为在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聚焦之上,以典型人物映射出人类生存本质的现代性悲剧。其中,尤以《沧浪之水》与《活着之上》最具代表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乌托邦再评价

乌托邦虽有空想性,但它又表达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因而有其生命力的源泉。正确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既要把握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又要分析鸟托邦追求在其中的意义。这种乌托邦体现着对现代性分裂的批判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从而在不断转化中保持着自身的生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培育理想主义精神。     

散文诗理论建构中的“征古主义”策略——关于中国散文诗起源的一种批判性思考

在散文诗解决身份焦虑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征古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努力把中国散文诗的起源上溯到古代,希望以古代源远流长的文学资源扩大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合法性基础。＂征古主义＂策略产生于中国散文诗身份焦虑的背景下,其认识论基础是一种透明的词-物观。＂征古主义＂策略对于散文诗的现代性内质缺乏自觉,必然陷入扩大散文诗合法性和忽略散文诗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之中。     

略论儒学文化与中国儒士的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学文化为核心的文化 ,中国儒士———知识分子的“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精神、浩然正气的人格魅力、“用行舍藏”的“穷达”修身观等精神特质都是在这种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现代性焦虑与乡村文化的重建——评晓苏短篇小说集《松毛床》

晓苏的短篇小说重在以反哺乡村为出发点,始终关注乡村的时代脉动,并给予乡村以文化的关怀与抚慰,从而也昭示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与文化担当精神。他最近的短篇小说集《松毛床》着力表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困境与文化焦虑,尝试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可能与前景,并给广大读者带来了许多新的阅读启示。     

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选择

延安文艺有选择性地接受了现代性的不同构成层面,它接受了作为社会-历史层面的现代性,拒绝了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在线性时间意识的推动下,延安文艺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在艺术内容、艺术形式和艺术生产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这种求新的精神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一贯动力。在创新实践中,延安文艺既挑战了现代性的某些原则,又回应了现代性的悖论。     

“现代性”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

中国"现代性"实践的百年历史,成为探讨20世纪80年代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现代性实践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的逻辑起点。在"新启蒙"的"现代性"诉求中,文学书写与政治实践共同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连续性、完整性的叙述,"现代性"的内涵始终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启蒙知识分子"新时期共识"的框架之中。"文化寻根"作为"新启蒙"的逻辑展开,试图借对传统文化之"根"的挖掘以完成"现代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性建构,而"文化寻根"的困境,显示的正是"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遭遇时难以规避的矛盾与悖论。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世纪末之流变

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现代性转型。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经历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新生代”写作和“先锋小说”的世纪末流变,这种更替演进不止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学乃至时代精神的嬗变,内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强烈愿望,与世界文学接轨、融合和对话的深度焦虑,以及消费时代反抗精神的严重不足。进入21世纪后,将本土化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条可能出路。     

乌托邦、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在后启蒙时代,众多对乌托邦的批判都是以对乌托邦的泛化理解为基础的。其实乌托邦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在其文本表面的圆融一贯下潜藏着若干内在张力,这些张力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具有亲和性。借助现代性的媒介,可以看到乌托邦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