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货殖论之分野及其历史价值——兼说《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

本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把班固的《货殖传》说成是“剽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司马迁是以人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作为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而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中寻找“通古今之变”的归缩。班固是以“贵谊而贱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缩。《货殖列传》是一篇经济名著。《货殖传》是一篇“安贫乐道”的教材。作者认为,班《传》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循着史迁的理论走去,中国古代经济史将不是长期停滞的历史。本文还列举大量史料说明《史记·货殖列传》并非司马迁原题。“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     

愿陈情以白行兮 得罪过之不意——兼论屈原思想

屈原作《离骚》的根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的那样:“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对此,班固无异词:“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己,故作《离骚》。”(《离骚赞序》)又说:“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转引自《楚辞补注·目录》)司马迁和班固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找到证明:如《九章·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为了表达心中的忧     

对《读(屈原列传)志疑》的质疑

张国光先生写了一篇《读<屈原列传>志疑》(以下简称<志疑>)。在《志疑》中列举了《屈原列传》八条“漏洞”,外加一条“疵议”,从体裁写法到思想内容,作了全面的批评。     

离骚篇名臆解

屈原的《离骚》是我国最早的抒情长诗。对于《离骚》的篇名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则进一步加以诠解:“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     

试从《九章》看屈原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发展变化

在屈原的作品中,属于自叙生平、志趣、遭遇的,除了代表作《离骚》外,就是《九章》,《九章》中的九篇作品,本非一时一地之作,大体上包括了屈原青年、壮年和老年各个时期的作品。因此,为了探讨屈原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着重研究一下《九章》,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古人的论述中,大都认为屈原思想里的爱国与忠君是相杂糅而不可分的。司马迁说他是“存君兴国”(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王逸说他是“思君念国”(见《楚辞章句·九     

关于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批评的思考

对屈原及其《离骚》的批评,理论界认同司马迁而贬斥班固。比较起来,在对屈原的人格评价上,司马迁虽道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神化了屈原。而班固虽有贬抑,却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更接近屈原的本来面目;在对《离骚》的评价上,司马迁只注意到了与《风》、《雅》相同的特征,而班固则更多地看到了相异之处,并认定屈原在政治上虽“非明智之器”,但在创作上却是“妙才”。这个评价客观而中肯,是对屈原研究的一大贡献。因此,对班固的上述观点应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也谈《史记·屈原列传》

《语文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发表了石声淮同志的《关于<史记·屈原列传>》,读后获益不少。但觉得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这就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问题。“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中的这段话,是不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呢?石声淮同志是肯定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而是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刘安的这段话,最早被班固引入《离骚序》。(石文已节引)这段话虽被抄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本文以屈原作品和有关资料为依据,论述了屈原以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为原动力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真挚情感,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美政”理想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括以德为政、修明法度;举贤授能、革除弊政;国强民富、九州一统三方面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屈原坚持“修能”和不懈地追求理想的精神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表现了屈原爱国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和人格。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呈现出真、善、美相统一的耀眼光彩,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屈原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离骚”新解

《离骚》题名作何解释方才确当,至今没有定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 “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而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     

论司马迁对屈原研究的历史贡献

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屈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史记》中的《屈原列传》。他以历史传记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屈原的家世、生平,建构了屈原生存其间的历史语境,为研究屈原的思想、创作提供了历史资料的支持。     

再谈《屈原列传》中的“日”

再谈《屈原列传》中的“日”新疆／程志兵《屈原列传》中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这句话历来较为难解，教参上认为是衍文，说：“如果是上官转述屈原的话，‘曰’字则为衍文，应去掉；如果直接引屈原的话，则‘以为’为衍文，应...     

谈《屈原列传》的虚笔

纽渎《屈原列传》一文,发现它正面写屈原的文字并不多,倒是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写楚国的历史和与屈原有关的一些人,正如李景星在《四史评议》中所说的,《屈原列传》“通篇多用虚笔”。究其虚笔写屈原之处,共有六个方面,试分述之。     

司马迁之文学观小考

司马迁的最基本的文学观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一是“发愤著书”说。他持“讽谏的辞赋观”,对辞赋的讽谏作用极为推崇。他写作《史记》的基本原则是他的“考信”和“实录”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他的这些文学见解和主张主要见于《报任安书》、《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以及散见于《史记》其他篇章的章节和片断如《伯夷列传》第一的序论部分、《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的序论部分等。     

《屈原列传》解惑——续说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

一、《屈原列传》中插入《离骚传》所留下的痕迹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最基本的资料。弄清有关《屈原列传》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屈原、屈赋及澄清屈原否定论,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汤炳正先生的名作《〈屈原列传〉理惑》,指出《屈原列传》中有两段话,都是后来才插入(汤先生叫“窜入”)的刘安《离骚传》语。这就解决了《屈原列传》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汤     

《汉书》宣汉思想新探

把宣汉看作班固及《汉书》史学思想的消极面是很难成立的。班固撰史宗旨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故以宣扬刘汉大一统为己任；《汉书》宣扬西汉社会的一统成就，确立了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地位；宣汉并非对西汉帝王及封建统治阶级无原则的颂扬，而是秉笔直书以为政治借鉴，是实录精神和历史借鉴功用的有机结合。     

让素材“点”亮中国智慧（八）——“识读《汉书》”素材拓展及运用

<正>《汉书》又称《前汉书》,“二十四史”之一。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彪为《史记》作续,但壮志未酬,抱憾离世。儿子班固继承父志,前后历时20余年,使《汉书》初具规模。班固去世后,班固之妹班昭补写了《汉书》中的八表,而《汉书》天文志则由班昭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学巨著,在体例上,《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     

关于《楚辞·国殇》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楚辞》西汉人刘向在天禄阁(汉朝国立图书馆)校书时,把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东方朔、荘忌、淮南小山、王褒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写的《九叹》编辑成一部书,定名为《楚辞》。东汉人王逸为楚辞作注释,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九思》,成《楚辞章句》。宋人朱熹,作《楚辞集注》。“楚辞”这个名词,在刘向以前就有。汉武帝时人朱买臣,能“说春秋,言楚辞”。不过“楚辞”这一名称在当时并不成为这种文体的通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之篇”。可见西汉早期称     

《屈原列传》中的几个问题

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屈原列传》一文,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课文中有几个问题需讨论一下。一、“于是怀石,遂自投汩罗以死”。“投”,当是“沈”字之误。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史记》是这样标点的:于是怀石,遂目(投)[沈]汩罗以死。由此看来,中华书局认为“投”字是“沈”字之误。中华书局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好几处提到屈原之死,都     

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创作的时间

汤炳正先生在《文史》第一辑所发表的《〈屈原列传〉新探》,是一篇好文章。它解决了我平素对《屈原列传》的不少疑团,也减少了我对屈原研究的一些困难。不过其中有的地方我认为还可以斟酌。现在提出来就正于汤先生及屈原研究者。汤先生认为刘安《离骚传》被进《屈原列传》的,就今本《屈原列传》说,一是“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一是“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一段。关于前一段的意见,留到后面再说,关于后一段的“虽放流”之     

《史记·屈原列传》疑误新证

本文旨在用考证、比较和分析的方法指出《屈原列传》一文在记载屈原生平事迹和反映当时历史背景时存在的疑难和失误，以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将《屈原列传》记事的疑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叙事紊乱，次第颠倒。二是交代不明，背景不清。三是情理不合，事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