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立场”与“教育学的学科立场”——论研究教育现象的两种意向

无论从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趋势来看,还是从教育领域的公共性特征来看,教育领域都无法拒绝不同学科对其进行探讨、研究,由此,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向:其他学科研究者为解决教育领域中的相关问题而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探讨的“教育的立场”;教育学专业研究者力图通过研究,提高教育学理论水平,建立、完善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并运用教育学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学的学科立场”。对教育领域中的教育现象进行研究,这两种立场可以并行不悖,并有可能相互促进各自的研究、探讨。     

我们时代的教育学教育——以教师的教育学教育为例

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学的教育。教育学教育的对象涉及师范生、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教师、非教育职业的大众。就针对教育实践者的教育学教育而言,需要以时代为背景,确立教师立场和实践立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教育学教育的目标,包括激发教育学之趣,引发教育学之需,形成教育学之养,养成教育学之眼,培养教育学之觉等。     

教育中的人:基于当代中国教育学立场的思考

对教育中的人的认识具有多种立场,但却存在教育学立场的缺失。当代中国教育学是在与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变革相互激荡中逐步成长的,目前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学科立场意识。在此背景下,以教育学的中国立场、认识立场、方法论立场和价值立场来研究教育中的人,为当代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整体重建奠定价值基础,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中的立场与视野

近年来,将教师教育学设为教育学下二级学科的呼声四起,其建设有赖于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教师教育学的学科立场和视野是其作为学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关系到教师教育学站在哪里看问题以及看哪里的问题。澄清这两方面的内容可以唤醒教师教育研究者的学科主体意识,改变教师教育学科附属于其他学科的现状。在教师教育学走向学科独立的过程中,广大理论工作者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坚持理论立场,开拓实践视野;坚持教育立场,开拓多元视野;坚持本土立场,开拓国际视野;坚持人文立场,开拓科学视野;坚持建设立场,开拓批判视野。     

教育学关于知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知识问题是众多学科关注的问题,教育学也不例外,教育学可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却不能以其他学科的研究代替教育学研究,把其他学科的结论拿来作为教育学的结论。只有真正从教育学学科立场本身出发,才能真正对教育中的知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学校教育实践产生实际影响。     

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综述

2005年8月20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与会者围绕“教育学的学科立场”问题,以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和自由发言的形式,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交了百余篇论文。一、教育学学科立场:是问题还是话题教育     

试论当代中国教育学对教育中的人的基本立场

长期以来,对教育中的人的研究具有多种立场,但却存在教育学立场的缺失。当代中国教育学是在与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变革相互激荡中逐步成长的,目前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学科立场意识。这使我们得以从教育学的立场思考教育中的人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教育学的“中国立场”、认识立场、方法论立场和价值立场来研究教育中的人,奠定当代中国教育理论形态与教育实践形态整体重建的价值基础。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内立场”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形成是叶澜老师及其团队生命自觉的具体表现,彰显了学术自信与率真的诗意。"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学科"内立场"提醒我们教育学的研究谨防无立场、无自我立场的外因误导下,由教育学自身裂变而造成的"内裂危机"和由其他学科单向介入而引发的"外解危机"的双重挤压下丧失教育学科独特的根基。     

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21世纪初叶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变化态势:方法论意义上的复杂科学已越来越多地影响教育的研究乃至对教育的基本看法;教育叙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对象;专业界限模糊现象既存在于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分界之间,也存在于教育学研究从业者之中;教育理论界热情直面教育实践;本土立场正逐渐回归教育学研究。     

教育研究学科立场的缺失与重构

学科立场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基质",对研究活动具有方法论的规约意义,是学科独立性、合法性、价值性的前提。教育研究作为教育学学者的学术自治,理应恪守教育学的学科立场。但教育研究中学科立场的缺失,使教育研究泛化为"研究教育",教育学泛化为"关于教育的学",以致出现了研究繁荣、学术衰微的现象。为此,重构教育学的学科立场,要求教育研究恪守独特的价值取向、厘定研究的问题域、重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以此培育教育学的独立品性。     

学科视域中的校外教育理论建设

中国校外教育机构现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网络体系和制度安排,但因自身定位的不明晰,教育功能难以实现。故应明晰校外教育概念,阐释学科建设立场,坚持学术自觉,做到体系建构与问题取向相融,整体研究与类型研究并重,学理意识与方法意识兼顾。以此为基础,在学科视域中解释校外教育实践,开展校外教育理论建设,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校外教育理论体系。这既是校外教育建设的重要选择,也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文化自觉——李龙教授的学术视界

理论体系和代表人物是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主要指标之一。文章以李龙教授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为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揭示了其学术视界的内涵:中国是教育技术最重要的策源地,教育技术定义是由“领域、本体、理论和实践层面”构成的一个定义体系,教育技术学科体系由“理论框架、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构成,教学设计是一种由“宏观、中观和微观”构成的三层架构体系,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应遵循“双重定位,多元发展”模式。其学术视界关注教育技术史、教育技术哲学和教育技术文化观研究,体现出文化自觉的学术研究特征;其学术人生诠释了长期主义和专业主义激情的学术人格特点。文章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进行时,未来教育技术学科研究的文化自觉要更加关注研究取向、研究实效和研究话语三大问题。     

论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教育研究在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 :理论体系上的支离破碎、研究方向上的随意性、缺乏创学派的动力与激情、学术导向上的媚外倾向及学术规范意识淡薄等。 2 1世纪的中国呼唤教育学学派 ,这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要、深化对复杂教育现象认识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及教育学实践的需要。教育学学派创生的可能性在于 :教育学主体的学派意识增强了 ,学科相对成熟 ,教育学家群体的素质在提高 ,发表学术论著的渠道相对畅通及具有创学派所需要的组织条件等。 2 1世纪的前 2 0年里 ,中国必将产生自己的教育学学派     

从“学科立场”到“学派立场”——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派意识及其实践路向

通过学派建设促进学科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21世纪需要更加关注教育学的学派建设。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主要靠“立论”,教育学的学派建设主要靠“实证”。真正的教育学学派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而不是在书斋里“论”出来的。教育学的学派意识及其实践路向,凸显出教育学研究者以及整个教育学科的主体性,是教育学作为一门自立、自为、成熟学科的重要标志。     

守正与超越:教育技术学的边界与跨界

学科边界是学科的重要属性,教育技术学需要守正自身边界。教育技术学是教育技术的理论抽象,认识教育技术学的边界要先从认识教育技术边界开始。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其边界的划定可以从教育技术本体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教育理念和技术手段的不断变革和进步推动着教育技术边界的不断拓展。教育技术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但具有知识属性,还承载着社会属性,并具有明显的“国籍性”。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学科边界取决于其核心问题的理论关联度和教育技术学的主要研究话题。同时,学科跨界成为教育技术学超越自我的发展动力,这是由教育技术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学科性质决定的。教育技术学应从学科封闭走向学科间性,这既要树立教育技术研究的问题意识,还要加强独立学科意识。学科意识既是学科跨界的起点,也是学科跨界的归宿。     

两种规训观及其教育意蕴

本文从两种规训观的视角分析了当前教育实践中的惩罚问题。肯定的规训观将规训当作正面的教育过程,否定的规训观将规训视为负面的教育现象。前者源于康德,认为规训是将"动物性"转化为"人性"的过程;后者源于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施加于肉体之上的微观权力技术。肯定的规训观视角下的惩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手段,而否定的规训观则提醒惩罚权力可能会侵害学生的个人自由。结合这两种规训观以及福柯晚年的规训思想转向,本文提出三点建议:以明文形式规定惩罚权的内容和边界;在惩罚的整个过程中贯穿教育性原则;建立具体透明的惩罚监督机制。     

教育惩戒规章的合法性分析

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不敢惩戒和滥用惩戒的双重乱象使得有必要制定教育惩戒规章。教育惩戒权的性质要求它在法律层面须具有依据，且不得抵触上位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第7条、第8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4条的规定来看，立法者对教育惩戒权持认可的态度。为确保教育惩戒活动的合法性，教育惩戒规章在实施原则、惩戒的范围、惩戒的方式、惩戒的程序和纠纷解决等五个方面都不得抵触上位法。     

A New Disciplinarity: Communities of knowledge,learning and practice

The welcome new attention paid to subject teaching should have bridged the old divide between pedagogical and disciplinary research. Bu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ocus on subject, rather than disciplinary communities is part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what is needed to re-energis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an inclusive new model of disciplinary education based on an engaged community's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Each discipline, it is proposed, will model differently its practices, knowledg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ts writing, its community. The model may change received ideas about the focus and central concerns of the discipline, and in modelling disciplinary learning will chang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The model will be discipline specific and, as such, will resist generic and imposed 'skills and outcomes' frameworks. Evolving out of practice, rather than an external agenda, it should link disciplinary and pedagogical research so that they are mutually informing and transforming.     

教育技术学何以作为一门学科

任何学科都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且具有研究对象、研究取向和方法、研究范围、概念系统等特征。学科最核心的静态特征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其动态特征便是知识创生。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是＂是否是学科＂的核心判据。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可以用于判定学科的独立性。按照这样的准则,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不是一门学科,而只有以教育技术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学才可以称为一门学科。作为学科的教育技术学中,教育技术是一种独特的技术,是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     

School jailhouse: discipline,space and the materiality of school morale in early-modern Sweden

This paper uses a specific phenomenon of early-modern education in Sweden, the school jail,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broader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areas of discipline and moral instruction.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he jail evolved as a part of a wider network of objects, pedagogical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routines in this area and how this gradually came to change. From being part of a disciplinary rationale leaning on public corporal punishment, the prison was successively set aside in favour of new symbolic and more productive forms of discipline. This process of modernisation also enforced spatial and material reconfigurations, as the classroom acquired a more prominent role as an arena for regulatory practice.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a shift of the general scope in formal policy from a religious frame of reference towards a more secular and independent positioning of schoo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