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南三叛”看魏晋之际忠君观念

忠君观念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一直得到统治者以及士大夫的格外强调。虽然自党锢之祸后，士人心中的忠君观念开始动摇，但是西晋以前，士大夫们依然恪守着“忠君”观念，即使在动荡的三国时期，忠君观念亦影响深远。而西晋以降，忠臣寥寥，弑君篡位者更是层出不穷。若以忠君观念的变化为解释问题的切入点，魏晋之际的“淮南三叛”，则是导致忠君观念进一步淡化的直接原因。     

论《阅微草堂笔记》中扶乩与文人士大夫生活

明清时代扶乩盛行于文人士大夫生活中。《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扶乩的笔记有30余则。文人的扶乩活动集吟诗、作画、书法、弈棋等才艺,预示科举功名,讽刺狂妄酸腐文人。士大夫扶乩涉及询问政务、官场争斗、针砭时弊、惩罚罪过、宣传忠君思想。扶乩民俗具有多种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有广泛的社会信仰。     

略论汉代的师道

汉代的师道,包含君师之道、民师之道和人师之道三部分内容。汉代士大夫固守先秦王者之师的社会定位,欲以师道制衡皇权,但在专制皇权的重压下,君师之道渐趋式微;民师之道要求士大夫承担教化的社会责任,它得到了统治者的倡导和士大夫的广泛实践,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功能;人师之道既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又规定了师者的职业规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     

浅论宋初进士的道德特征

宋初进士的道德特征对于宋朝新型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影响深远。他们从儒家的道德要求出发,严格省视自身,通过修身行德实现自身完美的人格,同时尊君忠君的道德规范亦被他们重新奉为准则,以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秩序。尤其重要的是,宋初进士弘道于世的担当精神,表现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追求的转变。因此,宋初进士的道德特征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之行辅佐君主,以忠正之心引导士风,以忠臣、明主的遇合来构筑尊君与弘道合二为一的和谐君臣关系。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论宋初士大夫行道意识的兴起

宋代士大夫有着较强的行道意识,以致君泽民为己任。这种意识有一个由沉寂到觉醒,进而成为一种共识的过程。本文主要对北宋建立到真宗时期为阶段进行考察．认为宋初士大夫高举道统旗帜,将古文运动推向深入,酝酿着新的治学方法,“致君”话语逐渐兴起。宋初士大夫的行道意识对后来士大夫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光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基于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特殊的政治环境，在吸收儒家“中庸”和道家“无为”思想的基础上，司马光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社会控制思想。其社会控制思想主要包括王霸同道、忠君抑君、隆礼重法三个方面，对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浅析汉代关于屈原自杀以及人格论争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爱国者,他的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发生在汉代关于屈赋的论争。本文着重探讨汉代关于屈原自杀以及人格论争。关于这场论争,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汉代学者对于屈原自杀和人格的看法;二、汉代学者对于屈原自杀和人格的看法的观点缘由;三、汉代这场关于屈原自杀以及人格论争的意义。关于第一方面,本文重点探讨了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和王逸五位学者的观点;关于第二方面,本文着重从各个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奉行的思想以及个人遭遇三个方面探讨其原因;关于第三方面,本文着重从这场论争让屈原走进历史并成为爱国楷模和这场论争为当时文人士大夫指路这两个方面探讨其意义。     

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

在我国历史上,虽然自皇权-官僚政治体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士与官僚相结合的进程,并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政治形态,但士大夫政治形态的最终确立,却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不仅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清末立宪派政治文化论

立宪派领袖们多是从旧式士大夫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传统文化中的纲常名教思想，使其忠君观念牢不可破；儒家文化博取功名的思想激发着他们的进取心和尊官卑民心理；现代政治文化的陶冶使之政治目标与革命派相似并在社会变革中采取了渐进的政治态度。该派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爱国主义传统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传统,长期与忠君观念捆在一起,也与正统观念纠缠不清。君主与国家不能混同一体,一个政权与国家也不能等量齐观,存在本质差别。古代中国,爱国与忠君的结合,爱国与正统意识的结合,既产生过积极作用,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汉代丧葬文化意识浅识

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丧葬文化又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汉代作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一环,其丧葬文化意识必然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中国传统的＂鬼文化＂和儒道释三家思想对汉代的丧葬文化意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简析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明前期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主体意识研究

<正>历史文化学院王伟博士2016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前期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主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16FZS017)。本课题是在系统分析明代前期政治生态历史演变的背景下,深入全面地解读明代前期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本课题运用丰富史料和政治学、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多侧面深入地剖析该时期士大夫的自我认同取向、价值意识、适应策略、家国观念,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见解。这样的研究,对于理解明前期政治文化状态,进而深化对整个明代乃至14世     

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

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在带有“公”属性的同时,其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私”属性十分浓厚。虽然总体来看,汉代人的强国与爱国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但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也具有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理性看待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可为现今中国真正有效、稳固、积极、健康的群体爱国意识的形成及爱国行为的产生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启示。     

西汉歌舞艺术生产者的社会身份考察

西汉歌舞艺术的繁盛为史家所公认,在二百多年的歌舞升平中,涌现了一大批歌舞艺术生产者.这一群体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皇室成员、文人、士大夫、民间艺人,他们将歌舞娱乐推向了高峰,极大地繁荣了都市文化,形成了汉代审美文化的尘俗品格,有力地影响了汉代的文化风貌.     

从民间歌诗看汉代人物评品

汉代有很多针对人物评品的歌诗,以“歌”评品人物是汉民间歌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产生与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有关,其结果导致士大夫重视“居乡”、“乡评”。这种重名誉,喜标榜声气,臧否人物之风,开魏晋风度之先声。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其中,体现在史学家历史撰述与经学家历史理论中的政治统绪认同意识,与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紧密相连;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之汉代国家制度认同意识,蕴含于汉代维护封建制度理论的构建之中;继承并且发展了先秦儒家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体现了汉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发展。     

与爱国主义传统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传统，长期与忠君观念捆在一起，也与正统观念纠缠不清。君主与国家不能混同一体，一个政权与国家也不能等量齐观，存在本质差别。古代中国，爱国与忠君的结合，爱国与正统意识的结合，既产生过积极作用，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乡下人”的文人士大夫气质

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其实在骨子里是有着传统文人士大夫气质的知识分子。小说《菜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不论是从沈从文对于极具古典意象的选择层面,还是从对于玉家母子闲适生活的描写层面都能窥探出作者对于雅化生活的追求,并且沈从文对于革命保持的疏离态度也体现出文人士大夫的独立的人格追求,远离主流意识。正如同文人士大夫往往用自己的精神桃花源来对抗着现实的渺茫与不如意一样,沈从文笔下的菜园就是沈从文理想的精神乌托邦。     

中国的儒学统治是怎样开始的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一个称为“士”或“儒生”的特殊人群,他们不事生产,只学习、教授、发展儒家学说。他们一再试图说服春秋时代的诸侯、战国时代的国王和汉代的皇帝,实行他们的学说：儒学。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日益认为儒学强调“忠君”思想,强调皇权,对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大有用处,于是,儒生日益得势,攫取高官厚禄。汉武帝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日益在中国社会具有深深的既得利益,成为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