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白书”》作者考

根据相关资料及档案材料，《我的“自白书”》的本特征及其水平，综合考察可能人员的经历及各种情况，可以断定，《我的“自白书”》第一作为诗人、资深编辑杨本泉，第二作为《在烈火中永生》、《红岩》作罗广斌，而非革命烈士陈然。     

衷心的祝愿

《语文教学通讯》编辑部要我就小说《红岩》的有关问题,向中学生读者写几句话。我收到编辑部的信很晚了,但它还是促使我提起了笔来。小说《红岩》封面上署名的作者是我们,但我首先应当如实地讲:它的真正作者既不是罗广斌,也不是我,而是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集中营里的无产阶级战士们;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出来的。同学们读完它以后,如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教益的话,就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至于我们,只不过作了一点记录工作,     

将“红岩”精神传承到底——《红岩》导读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许云峰、华子良、江姐……这些《红岩》里的热血儿女,用他们的生命垒砌起一座座精神丰碑,让人高山仰止。【作家简介】《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都是四川人,早年参加革命,后因叛徒告密,于1948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解放前夕二人成功越狱。建国后,为了对青年们进行革命传统     

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红岩》第二稿的失败和第三稿的“翻身”

革命文学建立革命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表征手段是对革命的颠覆性异己因素——敌人的设置。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要求却也有微妙的区别,在一个时期“合理”的叙述到了另一个时期就可能变成很不合适甚至“反动”的叙述,这就需要对叙事策略进行不断的调整。《红岩》作者们在写作《红岩》之前曾经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集中营生活进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写作,这些作品的主要叙事策略是对敌人的反面形象进行夸饰性的描写,并以此来推进革命力量对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完成对残余反动势力的清剿。《红岩》前两次稿的写作仍然沿用了这个曾经很有效果的叙事方法,但是却接连经历了痛苦的失败。经过复杂的逻辑转换过程,《红岩》作者们终于找到了符合意识形态更高要求的叙述敌人的方法,这就是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逻辑改换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逻辑。对这一革命文学常用“公式”的自觉运用,使得《红岩》的第三次修改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遗作

《红岩》中的成岗是以陈然为原型塑造的典型形象.“任脚下响着沉重的脚镣,……”这十二句诗以《我的“自白书”》为题首次出现于《在烈火中永生》一书,继之收录于《革命烈士诗抄》。这首诗不是陈然烈士遗作。陈烈要写的诗只留下一个标题,一个中心思想。一九六三年,《红岩》作者罗广斌谈到,在写《在烈火中永生》时,为了突出烈士形象,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等史实为依据,由几个人共     

“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q-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某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小说《红岩》曾九度易名

中国新闻网消息,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这些英雄形象在小说《红岩》里栩栩如生。12月20日,《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的遗孀、小说原型后代、"11·27大屠杀"脱险志士等在重庆共同追忆"红岩"背后的故事,重温红色记忆。     

波澜壮阔的革命风云

代表作品《红岩》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一曲《红梅赞》,传唱半个多世纪。这首歌曲背后的《红岩》一书更是创下了出版史上的传奇。数据显示,至2000年,《红岩》已有2版59次印刷,总发行量突破一千万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1961年底,由罗广斌、杨益言根据他们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这两口革命者的活棺材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的《红岩》问世,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红岩》看做共产主义的教科书。40多年来,其昂扬的英雄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文学名著简介

《红岩》重庆作家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社,小说以盘旋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敌我斗争为主线,展开了对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全书通过三条斗争线索(集中营的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形     

怎样读《红岩》

<正>一、了解小说背后的故事,理解题目含义《红岩》这部小说是罗广斌、杨益言根据他们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创作的,出版于1961年。“红岩”本义是红色的岩石,同时也指“红岩村”这个地名,该地位于现在的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街道。“红岩村”曾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的指挥中心。“红岩”一词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革命者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革命精神。     

儒家“内圣外王”的源流及内涵新探

“内圣外王”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虽然不是儒家首创，但儒家学说讲的正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该词后来被儒家所采用。而且儒家也有许多术语与“内圣外王”意义相近。“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分别用儒家的“成己成物”、“修己治人”、“明体达用”和“中体西用”等术语来表达。     

“红岩网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阵地——访重庆邮电大学党委书记徐仲伟教授

近年来，全国各高校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积极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重庆邮电大学“红岩网校”（http：／／hongyan．cqupt．edu．cn）的建设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人民网等多家新闻媒体都曾对“红岩网校”进行过深入报道。近日，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重庆邮电大学党委书记徐仲伟教授。     

一个旁观者对《红岩》第一稿写作的回忆——胡元访谈录

1962年初《红岩》出版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63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的文章《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多少年来,这篇文章成为人们描述小说《红岩》写作过程的唯一根据。2005年7月24日,论文作者到四川成都采访了原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胡元先生。作为《红岩》作者们的朋友,胡元先生在1956年曾经目睹了《红岩》第一稿的写作。他对《红岩》写作过程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叙述,从中可以看出,解放后的＂业余作者＂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官方历史叙述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     

“活动作文”的误区必须走出

语文教师担任中队辅导员,利用队日活动指导学生写作文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少教师把开展活动与写作文划等号。组织看电影要写《观后感》,组织野炊、走出社会做好事要写有意义的事。最近笔者读了一个小队长的日记,感慨颇深。日记中说:“今天,辅导员杨老师说,‘上次你们小队活动不错,有点社会影响,活动后写的一篇篇文章也很好。这个星期根据中队活动的安排,可以写一篇《中队会的评说》,象这样多搞几次,多练几篇作文,要不了多久,你们的作文就会提高的。’听了杨老师的话不知怎的,我反倒不想参加活动了,因为我不想写作文”。从上面这则小学生日记看,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活动就写作,这样,必然束缚学生的活动乐趣。应该说少先队活动有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它不是课堂教学的简单延伸和补充。标准化、同步化既不能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又不能使他们的个性、爱好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活动,也就成了孩子们索然无味的负担。从写作的角度看:不是“我要写”。而是“要我写”。学生没有兴趣,没有足够的时间,加大了作业负担;从训练的角度看,它曲解了“从内容入手”(《大纲》)的含义。长此以往,学生离开了活动,     

栏目不能用书名号吗——从重庆、广西高考卷标点题说起

请看2005年重庆高考语文卷的一道题：近日,《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和重庆电台共同推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栏目——《不朽的红岩》,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答案认为“《不朽的红岩》”的书名号误用,应改为引号。     

中国的“小奴隶”

1986年,一篇文章轰动中国:《中国的“小皇帝”》。它描绘亿万独生子女的优越,也对二十年以后的他们和中国,表示了深深的忧患。如今过了将近十年,中国的“小皇帝”们怎样了呢?他们仍然优越,“万千宠爱在一身”,但他们已经不是“小皇帝”,而是“小奴隶”了。他们真的应有尽有,但却缺乏真的自尊、自主、自由。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主宰自己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奴隶。     

阅读激起写作的浪——浅谈阅读对写作的“导火线”作用

王勃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是一种对阅读吸收的再创作,他创作的“导火线”是庾信《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马丁·路德·金也懂得阅读对写作有直接激发的作用,他的《我有一个梦想》里某些精句也成功吸收与运用了《旧约全书》中的一些句子。朱自清先生曾说“写作的训练,还是要从阅读说起。虽然文章不等于生活,是‘流’不是‘源’,但同样可以影响写作。”阅读不仅能让我们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提高文学素养、摄取间接的写作素材,它还可以在构思成文方面有“导火线”的作用。笔者经过多年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方法,现试举三条,以求得各位方家的指教。     

评“论语派”

一九三二年九月,林语堂等人创办《论语》半月刊,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他们又相继办起了《人间世》和《宇宙风》等刊物。围绕着这几个刊物的一批文人,在政治态度和艺术观点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习称“论语派”。虽然“论语派”有的刊物延续到抗战以后,但他们主要活动时间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后几年。这一段时间“论语派”很活跃,在他们刊物上撰文的名家很多,左中右都有,刊物销行数万份,影响很大。四十年来,对于“论语派”的评价分歧很大。当时对“论语派”意见就很不一致,     

儒家“内圣外王、的源流及内源新探

“内圣外王”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虽然不是儒家道创，但儒家学说讲的正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该词后来也被儒家所采用，而且儒家也有许多术语与“内圣外王”意义相近，“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分别用儒家的“成已成物”，“修已治人”，“明体达用”和“中体西用”等术语来表达。     

人在“亮处”最安全

有个盲人夜间提着灯笼出行,路人感到新奇,就问:“你自己看不见,为什么要提着灯笼走路呢?”盲人说:“很简单,我提着灯笼并不是给自己照路,而是让别人容易看清我,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盲人的话揭示了这样的道理:人在“亮处”最安全。细细品味,建立民主政治,实行权力监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行政许可法》